评论：社工精神：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

　　到养老院里陪垂垂老者谈心，到医院里为重症病人送去临终关怀，社会工作者的身影，如今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生活中。《人民日报》日前报道，刚刚结束的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表示，到“十一五”末，将力争培养近千名高级社工、近万名中级社工和近十万名初级社工，形成服务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灾民、流浪乞讨人员，以及社区、社团、婚姻和家庭等各类群体机构的专业化、职业化人才分布格局。

　　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社会工作者这个职业都足以担得起“光荣”二字。这个群体凭借专业知识与奉献精神，使更多的人免于匮乏、恐惧、孤独或者失语。然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社工需通过合法注册，领取专业牌照才能上岗，他们的职责是为社会的每一个公民争取应有的权利，保证社会中各个不同阶层能够得偿所愿。可以说，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门现代社会管理的学科。因此，新华社昨天发表的时评指出，和谐社会呼唤更多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内在动力。

　　事实也的确如此。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意义不是个体性的。简单将社会工作者归纳为有奉献精神，或者依靠业余时间来做奉献，也不足以概括其社会价值，也常常会出现一些盲目性或者没有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具备最强大的济世精神，了解民生疾苦；同时更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行动目的，建立有效的分工模式。

　　健康成熟的社会，必然是公共领域发达的社会。公共领域能形成和维护更加良好的社会关系，调节社会差距和矛盾，化解不安定因素。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之所以重要，就因为他们是公共领域的主要维系人群。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有所不同。在全球工业化之后，社会分工更加细密，不同领域的差异化日趋增大。人们更加关注从差异化中获取利益，而常常忽略了整体社会的均衡和稳定。这个时候，专业化社会工作就是行政手段之外的社会调节机制。

　　实际上，政府在与社会工作者互动的过程中，既有付出也有获益。一方面，政府能够将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事业给予关注，300多年前，英国社会首次出现《济贫法》，就是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手段加以宣示和实现；另一方面，政府也能通过大量的社会工作者，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社会自我修复能力。

　　但仅就数量而言，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者与世界先进国家仍有差距。新华社的报道说，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美国为2‰，日本为5‰，加拿大为2.2‰，我国香港地区仅注册的社会工作者就占总人口的1.7‰。而我国的社会工作者总量严重不足，截至2005年底，民政系统实际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大约有45.3万，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

　　中国传统中长期都有极强的社会工作文化，无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背后都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社工精神。先贤和哲人们也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社工精神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中，不同的社会矛盾出现，不能全部依靠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或强制解决，因而来自社会本身的自发修复力量变得更加重要。

　　人性、人道、平等、正义等永恒法则是社会工作的基本精神，专业化的能力和角色，则是社会工作良性发展的保证。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然具备足够的良知和成本，来完成自我救助及其维系。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则考验这种救助及其维系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