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话语的阿格萝拉城

　　卡尔维诺在其伟大作品《隐形城市》中描述了那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居所，其中有一座叫做阿格萝拉的石头城。这个城里的居民，总是念叨着“一系列关乎道德和过错的箴言，一些奇谈怪论，还有一些对规则的执拗的见解”。古代的观察家都认为阿格萝拉是一座优秀的混合城邦，尤其体现在它的德行与过错观总是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因而也就很难说哪些就定然是美誉或者恶名。阿格萝拉是一座坚固可靠的城市，它的居民总是可以举出某种“不可能误解的、罕有的、也许是辉煌的事物”，否定你的怀疑。换句话说，“那些关于阿格萝拉的

　　当然，这种联想或许太过个人化了。毕竟《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修辞》的作者格兰顿女士(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比较法专家)，似乎也并没有表示过愿意让自己的这本法学著作被读成一部小说，无论它是否称得上伟大。让我们暂时放弃这种联想，看看作者本人的说法。

　　格兰顿教授在前言里对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近些年来明显衰退的现象，迫不及待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文化焦虑感。她从1988年针对美国青年政治兴趣的民意调查和压缩严肃政治话题的广播讲话中，看到了政治机体正处在一种无序状态之中。格兰顿听到了在法律几乎全面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刺耳的权利话语”，认为美国式的权利方言脱离了文化传统一直滋养的关于个人责任和市民义务的意识，它的“生硬且直白、在权利赋予方面挥霍无度而囿于守法主义、言过其实的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不仅使社会关系沦为权利与权利之间不可妥协的冲突，而且“使民主的核心价值面临平庸化的危险”，“妨碍了相互妥协、相互理解的达成以及共识基础的发展”。

　　在格兰顿看来，绝对主义权利观首先直接造成了美国权利承载者的孤立困境。她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揭示了隐私权从侵权法移居到宪法、从财产权利发展成为一种绝对化个人权利的过程，显示出了财产权利向法律领域全面扩张的强大力量。从罗伊案开始，堕胎问题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辩论就成了胎儿的生命权和孕妇的自决权和隐私权之间“不成功便成仁的对抗”。麦考维(案中的“罗伊”)最终依凭来自第十四修正案的判决赢得了“一个人待着的权利”，最终也“的确被人晾在了一边”。这种胜利是可悲的，对于一个成为母亲的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诉讼进行时她为了堕胎权利而放弃了已经出生的婴儿的抚养权，而胜诉数年之后又陷入徒劳无功的寻找孩子的奔波之中(甚至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孩子是男是女)。

　　权利之间的严苛界限进而也导致了美国权利话语对责任的“习惯性缄默”。格兰顿教授发现，英美侵权法的前提排斥了美国文化中好客的传统，假定所有人对于所有人都是陌生人，大家生活在一起，却是生活在一片陌路人的土地之上，每个人对于其他人除了避免伤害之外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甚至政府也以一种谨慎得几近冷酷的态度宣称：“泛泛而言，提供公益服务的责任是对公众应尽的义务”，政府机构与个人之间“没有特殊联系，因此也就不存在对于个体的特殊法律责任”。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说，“宪法是一部关于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的宪章。起草权力法案的人们关心的不是政府对她的人民可能做得太少，而是她可能做得太多。”

　　这种论调在多元社会中的意味是，个人权利极端化也不再相信所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体，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身上的社会维度愈发模糊难辨。人们不再相信为什么人类生活需要各种类型的组织来发展个人的个性、能力和才能。政治和法律只言说经济利益和个人权利，只将这两种东西绑定在因果联系之中。我们很容易就以经济动机为名破坏共同体生活，区域化的共同体对于全景式的经济筹划几乎不具有任何辩护的可能。进而，共同体曾珍视的东西“共享的记忆和希望”自然也不会在立法和司法中得到任何特殊的保护。格兰顿教授有力地警醒人们，因为过度关注个人权利而支付的代价是对最重要事情的忽视。“它破坏了培育市民和个人美德的主要温床。它将对于自我纠正的学习过程中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帮助挡在了门外。所有这些品行都将纯粹的断言凌驾在了说服解释之上。”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格兰顿教授出色地描绘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熵”。

　　权利话语绝对化当然也只是表象，而非观念上最深层次的原因。美国法律体制的核心是财产权，尤其是从人身权利发展而成的财产权。由此，政治问题就不是机械的行政行为能够解释的，根本上是市场观念发起的永远不会失败的战争。

　　作为一位制度诊治者，格兰顿试图在该制度的哲学人性论假设上找到病根。她将这种褊狭的观念追索到了洛克讲述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故事上去。洛克对于美国宪法的影响或许就因为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想像实在太符合“太初有美洲”的鲜活经验了。财产学说处于洛克政治哲学的最核心部位，这意味着财产权根本上是一种“自然”的制度：人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就拥有了财产，而人们之所以进入社会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因而，事实上人本身也就成了“每个人对自身享有的一项财产权利”。这种财产中心式的自然法理论在格兰顿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被剥离于自然状态的理论前提，就仅剩下对财产本身的关心了。此后，布莱克斯通认为更应该关注市民社会中财产权的实际状况，要求用法律规定下来的民权来取代自然权利。这种态度表面上要对自然权利加以琢磨，实则毫无反思地将绝对化的财产权全部继承到法律话语当中。而就在美国革命前后的关键年头里，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几乎成为了革命的法律圣经。最终，这种危险的财产权观念全面渗透进美国宪法，尽管几乎没有一条法条直接宣称财产权至上的地位。格兰顿痛心疾首地说：“事实证明，即便是那些像德沃金一样强烈拒绝接受布莱克斯通自鸣得意的世界观的美国法学家，也难以逃脱布莱克斯通的咒语。”很明显，这种绝对化权利观念经由美国守法主义传统，完成了对于生活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控制。昔日的荣耀如今已沦为“对无节制的欲望与需求的表达”。

　　作为一个比较法学家，格兰顿对于欧洲法律制度、尤其是二战以后逐渐成熟起来的人格权制度，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最大的敬意与羡慕。以堕胎案为例，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基于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人格权概念，秉持一种崭新而宽容的态度，结合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为怀孕妇女提供了更加细致更加温暖的法律关照。当然，格兰顿也不限于欧洲经验，也对例如熔铸了西欧与美国两者宪政经验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及其具体法律实践(同样也有堕胎案件)抱以极大希望。她不止一次提到了哈维尔的名言：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把握可能的艺术，“它同样也是一种控制不可能的艺术，亦即，使我们自己和世界变得更好的艺术”。而这种艺术的来源是卢梭所代表的古典传统和圣经传统，以及糅合了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欧洲现代福利国家理念。简言之，圣经传统中对于人性之贪婪放纵的遏制和古典作家所追索的超越欲望生活的高尚美德，在卢梭对洛克财产权观念予以反驳的过程中得以承接下来，成为欧洲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转化构成中的重要维度。同时，18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福利国家理念一方面受到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基于新兴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状况，“将统治者对其附庸负有保护责任的认识”，转化成了主权概念。此外，欧洲战后的政治与法律秩序重建，也有机会在更大程度上反思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更多的法律渊源，将“人类尊严”的尊重与保护奉为政府的首要责任。

　　但是，仅仅修改权利话语就可以彻底祓除我们的制度迷信么？西欧现代福利国家真是解决自由主义法律想像贫困的灵丹妙药么？转化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仅仅靠着采用新的制度方案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在《权利话语》书里书外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然而很可惜，格兰顿教授并没有基于她对美国政治法律话语的出色描述来持续思考以上问题。当格兰顿教授在序言中宣称“权利话语为我们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影响经常与我们古老而崇高的权利传统相矛盾”时，表明她并不是在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假像上进行斗争，而注定只是进行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内部批判。或许，在阿格萝拉城里人们只能重复那些传说的话，却讲不出自己的话来？阿格萝拉还是建立在自己名字之上，而不能发现那座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阿格萝拉城？

　　这篇小文是以卡尔维诺的一个奇妙故事开的头，不妨还借他的文字做个结束吧：“忽必烈把自己的胜利逐一肢解，直至他们还原成为最基本的状态，然后他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以帝国诸色奇珍异宝为虚幻外表的、最后的征服。归结下来，它只是一方刨平的木头：一无所有。”然而，“英明的忽必烈啊，没人能比你更加清楚，描述城市的字句不能和城市本身混为一谈”。引用上面这些至理名言的意思在于，《权利话语》还是可以不仅仅当作一份判决书来对待。或者，格兰顿教授又必须在痛斥权利话语这座阿格萝拉城时，面对向忽必烈讲述城市传奇故事的年轻人马可波罗对于几乎所有可比较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记忆中两座城市是分开保存的，但是只能讲述其中一座，另外那座则无法用言语表述，因为她早已消逝了。”又或者，更麻烦的事情在于，这两座城市已经难分彼此了？

　　《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美〕玛丽·安·格伦顿著，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隐形城市》，〔意〕卡尔维诺著，陈实译，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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