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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节礼”泛滥缘于没有“节后算帐”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6日00:09 红网

  河南省西华县县委原书记栾蔚东,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送上被告席。据调查,栾蔚东在节日中收受“节礼”达80多万元,加上因病住院、外出开会、进修学习期间收到的慰问金,礼金总额近140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40%以上。栾蔚东平均每个节日收礼至少7.5万元。(《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5日)

  一个贪官受贿的慰问金,礼金总额近140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40%以上,足以说明

“节日腐败”的泛滥和可怕。其实,不仅是栾蔚东,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很多官员,无不是善于用“六大日子”(父母去世、自己住院、子女结婚,进修学习,盖房子或者乔迁、逢年过节)在“人情往来”的幌子掩护下,完成钱权交易的“高手”。那么,为什么“节日腐败”总是在腐败案发后才发现呢,为什么“节日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呢?很值得从监督层面剖析。

  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是,与严禁“节日腐败”文件的铺天盖地之势相比,每次重大的节日后,我们甚至从新闻上看不到一个查处“节日腐败”的反面典型,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很深的疑问,难道全国就没有一个“节日腐败”的官员吗?事实证明,绝非如此。有“节日腐败”却查不出来,要么说明“严禁”在走过场,缺乏监督执行力,要么说明缺乏“严禁”的监督智慧。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严禁“节日腐败”已经产生了“严禁”的四面审美疲劳效应,第一面是对节日偷偷摸摸继续腐败的官员而言,由于没有“杀鸡”,所以腐败的“猴子们”没有战战兢兢的感觉,没有感受到威慑力;第二面是对监督者而言,“提醒”、“吓唬”的意味多于真实的行动意味,虽然感觉难以产生文件的力量,但是想着“提醒”、“吓唬”总比不提醒不吓唬强,发文件总比不发文件强,于是,即使审美疲劳也要硬着头皮每年疲劳一次;第三面是对媒体的监督而言,一些政府部门都喜欢走形式,媒体也只好缄默了;第四面是对老百姓的监督而言,由于年年没有对反面典型进行节后算账,老百姓对于“严禁”也就麻木了。

  严禁“节日腐败”确实需要行动,需要文件落地,变成无数的监督者锐利的监督之眼,需要变成监督者迈开双腿深入草野,深入到老百姓中间,深入到娱乐场所、旅游胜地等等容易滋生节日腐败的地方明察暗访,然后在节日之后来个“节后算账”,该通报的通报,该公开曝光的公开曝光,该处理的处理,实现“严禁”的诺言,给老百姓一个明了、透明和有说服力的交代,这也体现了严禁“节日腐败”的监督智慧。

  “节日腐败”应“节后算账”,在人民群众“相当地期待”下应成惯例,这样才能体现严禁“节日腐败”的透明度、公信度和说服度,才能让那些敢于在节日进行腐败交易的官员产生“处理畏惧”,也才能减少或者杜绝严禁“节日腐败”文件满天飞的现象,文件是靠不住的,只有体现反节日腐败的监督智慧才是可靠的。同时,监管者对于“节日腐败”的“零容忍”也是应该树立的监管意识,如此,“节礼”泛滥现象才能得以遏止。

稿源:红网 作者: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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