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纳入监管利大于弊（焦点报道）

　　业务空间将面临挤压

　　问：外资银行入境对民营银行有何影响？

　　杨涛：新条例虽然对外资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设定了100万元以上的限制，但对本土注册的外资银行来说，却在吸收公众存款方面没有限制。由于在新设银行的起步阶段，需要依靠存款负债业务来扩大资产规模。因此如果民营银行放开准入限制，将不仅面临国内大银行的竞争，而且也多了外资银行对储蓄资源的分流，从而出现更大的成长困境。

　　另外，如果外资银行在我国成立本土银行，那么就是下定决心要做人民币零售业务的，由于国内银行与大企业的传统银企关系难以打破，那么它们自然会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中小企业客户身上。而外资银行的产品创新与金融服务能力，是国内银行短期所难以企及的，进入国内市场后，他们必然对国内银行的中间业务扩张产生巨大冲击。对此，大银行尚可走靠利息收入的老路，而以后新生的民营银行虽然有内在创新动力，但经验技术与外资银行相差甚远，便又面临一层业务空间的挤压。

　　两方面业务获成长空间

　　问：放开金融监管之后，民营银行有哪些用武之地？

　　杨涛：在未来的金融格局中，民营银行要获得充分的生存空间，无非要抓住两方面的业务，一是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二是中间性的金融服务业务。前者是当前很多国有商业银行所不屑于做的，民营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分工原则，充当面向小企业的贷款零售银行，或者大银行的转贷者。而中间业务则是国有银行在现有经营机制下难以迅速改善的。目前，股份制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比例要高很多，但距离现代银行的收入结构特征还是有较大差距，民营银行从这方面着手才能获得长期的成长空间。

　　把地下活动放到阳光下

　　问：有人担心，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会出现民营老板卷款而逃，或者大量给自己的企业发放贷款的金融风险。这是民营银行市场准入受限的原因吗？

　　杨涛：这些问题并非民营银行的特有弊端，国有银行中种种违规现象也不少见，这都需要通过规范金融运行和健全监管体系来解决。虽然一直没有获得正式名分，但大量自发成立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然，“地下钱庄”之类的组织也带来潜在风险。经验表明，民营金融机构往往面向中小客户。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瓶颈一直没有突破；另一方面，大量闲置金融资本需要寻找盈利途径，供求因素结合，自然就产生了巨大的民间地下金融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金融改革需要做的，只是通过放宽民营银行设立条件，尽快把这些民间地下金融活动放到阳光之下，并纳入现有监管体系，从而控制住非规范运作的风险，这样显然是利大于弊的。

　　过度抑制浪费金融资源

　　问：民营银行无法名正言顺地运行，对中国金融带来什么影响？

　　杨涛：众所周知，民营银行之辩在我国已经延续了十几年，至今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银行，虽有民营股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直到2004年才出现了具有较多民营色彩的浙商银行，但就其经营机制来看，却远非纯粹意义上的民营银行。2005年央行主导在山西平遥开始小额信贷机构的试点，但这些机构却因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正式身份”而举步维艰。

　　当前中国经济中最大的浪费可以说金融资源的浪费，部分就是由于过度金融抑制所造成的，其重要原因就是监管思维没有真正转变。目前认为开放民营银行需慎重的观点，主要是认为民营资本强烈的利润诉求，会带来较大的风险与监管成本。然而，当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之一，却正是要增加其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这在金融改革理念上，不能不说存在某种不合理性。

　　事实上，金融业放松准入管制而加强管理艺术，已经成为当前的国际主流。只有引入多元化的资本，才能建立服务于不同客户群体的金融机构，否则，资金配置的扭曲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结构风险。2005年6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未来几年内将允许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方资金，进入到农信社的改革和重组当中，并根据需要发放新的金融机构牌照。这使我们看到增强金融业活力的曙光，在对外资银行开放之际，强调对内资的国民待遇，符合金融发展的长远利益。

　　对内开放水到渠成

　　问：你认为民营银行何时能放宽准入限制？

　　杨涛：应该说，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转变观念、尽快推动的决心。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给民营银行的改革前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使得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启动越晚，民营银行就会在制度约束之外，面临更多的市场环境约束，从而更难获得改革成效。及早对民营银行放宽准入限制，是符合国家金融效率与安全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