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从罪犯到村干部转变历程

　　关注“社会人”·让阳光温暖每颗心

　　编者按

　　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动力和活力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帮教安置不力，很可能重走老路；留守儿童缺少父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善于运用社会管理资源改进社会管理，加强对“社会人”、社会组织和虚拟社会的管理。会议要求，将越来越多的“社会人”纳入各种组织之中，没有单位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社区要管起来。

　　实践中，一些地方在管理“社会人”工作中，创新了作法，收到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关注社会人”系列报道，在介绍经验的同时，也期望这些经验在加强和改进对“社会人”的管理中，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张亦嵘 李松

　　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四难

　　社会观念歧视，“好人还安置不过来，哪顾得上安排他们”

　　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对社会不了解，难以适应

　　刑释解教人员对报酬要求过高，不愿意接受收入较低的就业岗位

　　经济欠发达地区各类企业少，就业岗位不充分

　　平谷帮教经验

　　1.建立安置基地，为安置“回归对象”就业起到了很好作用

　　2.落实土地份额，鼓励个体经营。

　　3.对刑释解教人员要“四结合”，即：提前帮教与衔接帮教相结合、社会帮教与家属帮教相结合、普通帮教与重点帮教相结合、委托帮教与跟踪帮教相结合。

　　4.对刑释解教人员要“四访四谈”，即：婚丧必访、有难必访、有纠纷必访、遇突发情况必访；犯了错误谈心、受到挫折谈心、思想有问题谈心、重点的帮教对象谈心。

　　徐革，北京市平谷区西鹿角村人，43岁，曾两次入狱。现任西鹿角村村委会委员，主管村里的农业。12月25日，徐革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出狱后发生的变化。

　　一件正事扭转形象

　　我不知道妈妈和奶奶的怨恨起于何时，只记得一件事儿，俩人就常打架。我7岁刚上学那年，妈妈自杀了，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什么是“背后戳脊梁”，什么是人言可畏。

　　有一年，村里流行甲肝，赤脚医生，也是我的亲二大爷都不给我们兄弟俩打预防针。

　　爸爸拉扯我们，教育的手段就一条：只要他认为是我们做错了事，就一概不给饭吃。

　　14岁那年，我不念书了，在生产队劳动。男人们做一天，挣10分，我干一天只给两分半。不管我怎么下力，队长就是不给加工分。我常见大人们躲在沟边抽烟侃山，可大人们就比我分多。我感到日子过得憋屈、不公，就想什么时候一定要报复。

　　17岁那年，爸教会了我编筐。有回，一上午我就编了6个筐，这是好劳力一天的工作量。下午，爸又让我担水浇自留地，担了二百挑水，可回到家，爸只给我喝粥。我饿，就回房睡，哪想，刚躺下，爸挥着皮带就抽，理由是，我不该这么早就睡。这回我急了，夺过爸的皮带，跑到地里的一个瓜棚躲了3天。

　　从那会儿起，在我眼里再没什么东西动不得了。听说塑料厂的原材料可以卖钱，我就去偷，就去卖，结果被警察抓了，判了3年。

　　在狱里听说有去新疆服刑的，我就要求去。警察说，我的刑期短，不够条件。那会儿我觉得活得没意思，想死，可又不甘心。

　　狱里管教我的警察叫韩大泉，对我不错，常和我拉家常，还跟我说表现好可以减刑。可我不想减，出了狱，反正也没人关心，上哪去吃饱饭？

　　3年后，我出狱了，生产队也解体了。我走张家口贩水果，苦是苦些，但能挣上钱，最多时两天能挣上一千元。我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1994年我第二次入狱。起因是一个朋友被人欺负了，我替朋友出头，打了人家一顿，还让人家赔钱，开价五千，人家给了三千，剩下的两千打了张白条。哪知人家是口服心不服，转身就报了警，这回按敲诈，我被判了6年。

　　1999年11月，我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一见到来接我的俩孩子，我就哭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牢坐得太不值了，我得挣钱养孩子。

　　可我一直没什么正经事做，靠打小麻将、“扎金花”挣钱。2001年，村里修路给了我走上正道的机会。

　　那天一个朋友说，村子里要修路了，正招标呢，你要是把工程揽下来准挣钱。我就想，我这辈子也不能老这么混吧，不如试试正道能不能走。我找到书记，把自己想揽下工程的事说了。书记说，有经济实力的主儿，就有十几家，到时公开竞标，你要是愿意，可以来试试。

　　我一打听，竞标还要先交两千块风险抵押金，我上哪儿淘换去？

　　正在我没招儿时，区司法局的王艳芳来村里搞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工作。她问我，你能修道？我说行！就是没钱交风险金。她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想修道的事。

　　招标的时候，她给我交了风险金，村里把道两边排水沟的工程给了我。后来我包的工程是质量监督局来验收的，全合格，我挣了9万。修道我可不光是挣了钱，在村里的威信一下子提高了，让我看到了希望。

　　第二年，村里的治保主任岁数太大，不干了，有村民代表提出来，让我试试。

　　2003年，我当了治保主任，抓治安、搞民调，还赶上了抗“非典”。事儿虽多，可我干得特起劲儿。有回，俩村民闹纠纷，张家的化粪池修在了李家的自来水管子下，李家不干了。我问张家，要是他在你的自来水管子下修了化粪池，行么？后来，李家挪了化粪池，事平了。在工作中，我找到了早就丢了的尊严。

　　2004年下半年，我被选为村委会委员，主抓村里的农业。我在村里搞起了生态园，在桃林里种苜蓿和三叶草，这可是京津唐绿化工程。一开始我也不懂这么种植的科学性，后来参加了区里的培训，明白了果树下种三叶草可以生氮气能给土壤加养，根瘤菌还能起保湿作用。我把学来的知识教给村里人，来年，果品的成色大不一样，以前一斤也就卖个三五毛，那年一斤卖到一块五六。今年，村里的桃子又丰收了。老常家四亩地卖了一万五六。为什么？一是科学种桃了，二是我们宣传得好，客商都来了，价就高了。

　　今年7月，柳林监狱请我现身说法。我就跟台下的犯人们说：以前老百姓对咱印象不好，是咱没做好事，修路，我只做了一件正事，老百姓对咱的印象就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道儿都是咱们自己走出来的。

　　心贴心办真事儿

　　采访手记

　　徐革讲他的经历，从容得像是讲别人的事。生活的艰辛、屈辱、无奈、尴尬和痛楚，所有的细节，哪怕是对他的形象有损的细节，他都不愿意放过。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给我讲出一个真实的他。

　　他念念不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监狱里管教他的那个叫韩大泉的狱警，他说，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平谷区平谷镇司法所所长的王艳芳。徐革嘴上管王艳芳叫姐，心里却把她看成是再生的父母。

　　12月25日，王艳芳向记者介绍了她是怎么帮教徐革的。

　　1999年，我在整理辖区“回归对象”基本情况时发现，徐革是个有重新犯罪倾向的人。我找到村里民调主任，要他重视做他的工作。我又去找徐革，告诉他我是镇上司法所的，听说你要修路，我可以帮帮你。一听我这话，他脸上的愤怒换成了疑问。

　　我就去找村支书，和他说，替徐革交风险金的事。我这么做，就是要先在情感上拉近和他的距离，得让他有生活出路。修路的事儿成了，他找我，是感激，也是信任，他和我说了他的委屈、困境和他所受到的歧视。我把我丈夫叫来，和他喝了一回酒。开工后，我骑车去过几次工地，叮嘱他，安全、质量不能有半点闪失，更要守法。路修好了，人也就变好了。

　　他干不干村干部？我主张要干，这可以增强他的自信。我和他说，你当干部不是要老百姓怕你，而是要老百姓服你，心里服，这就需要你干的事要有道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他听了我讲的道理，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这不是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么？

　　通过做徐革的帮教工作，我感到要做好这个工作，得办真事儿：

　　一是对帮教对象的底数清楚，情况要明，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出路，我们司法所和劳动局、劳务市场签约，帮助他们培训职业技能，再帮他们联系工作。

　　二是各村成立就业援助站，安排“回归对象”当园丁，种花草，进服装厂或去小区物业做服务员。

　　三是大学生村官办的法律服务社和他们交流，帮他们解决思想问题。

　　四是安排表现好的“回归对象”去监狱现身说法。这样他在给犯人讲自己的新生时也是再次对自己的教育，也就是巩固自己做个好人的信念。

　　本报北京12月25日讯

　　帮教安置效果最重要

　　深度点击

　　“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职责法制化”是中央政法委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工作的要求。各地在帮教过程中，进一步发动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种社会群团组织和工厂、企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安置，作好衔接管理，帮教安置的效果才能不断增强，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编者

　　 名词解释

　　社会人：指具有独立性，即在农村不依附土地、在城镇不依附单一单位、在社会生活中不长期依附某一群体，具有相当的独立社会地位；具有自主性，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自主择业、自主决定去留、自由安排生活，受单位管控力少；具有流动性，即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在社会上大范围流动择业或经商务工等特点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