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卧底丐帮揭黑幕（图）

　　■ 行乞者有夫妻，有亲戚，还有村民组长带着村民一起乞讨

　　■ 救助站难以消灭丐帮，高收入使得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花子首富”一年乞讨所得30万

　　将病残儿拧手断腿

　　幕后黑手制造惨相

　　我于2005年11月开始对深圳街头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进行社会调查。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附近，有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紧闭双眼昏睡不醒。我抚摸他的小脸，牵牵他的小手，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突然，有人吆喝我，一扭头，看见树丛后面站起一妇女，头扎羊肚毛巾，手里掂着一根木棍敲打地面咚咚作响，朝我奔来。

　　我觉得她似曾相识，问：“我在齐齐哈尔见过你，当时你抱一个小妮子乞讨，怎么到深圳来了？”

　　她先是一愣，说：“俺不认识你。”

　　我说：“你说你家在河南驻马店，你家小妮子得了脑病，没钱治病，我还给了你100元钱。”

　　她这才嬉笑着说：“想起来了，你是大善人，给100元俺忘不了。”

　　我问：“小妮子病得咋样了？治好了没？”

　　“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她随意说了一句，好像不当回事，“小妮子死了，俺只好趁黑往花园一放，第二天就被收走了。如果送去火化，不但要交几百块钱火化费，还会被人刨根问底，所以一丢了之。”

　　我不解地问：“这小男孩是你的儿？”

　　她如实告诉我：“不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托我带他讨饭要钱治病。”

　　我掏出10元钱放在小盆里，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钱转身又藏到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

　　我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睡在地上。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我想，这背后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开始了卧底调查。

　　我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我在河南呆过，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我常会请他们撮一顿，小酒过后，多能吐真言。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在深圳殡仪馆，一组数据更令我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286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我的“调查手记”被批示后，深圳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城管摸底、民政救助、公安打击，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街头行乞的病残儿几近绝迹。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公审大会，对行动中抓获的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进行了公开处理。

　　“屈大师”香港讨来硬币100斤

　　城里磕上三年头

　　回到老家盖洋楼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有夫妻来共同经营乞讨业务的、有亲戚朋友互相传带的，甚至还有村民小组长带着村民一起来的。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我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与他交谈混熟后，他告诉我：“讨饭好比当年生产队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学活用就能立竿见影。一样的道理用在讨饭上就得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两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

　　乞丐群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汉一旁应承回话：“老何这话不假，一年搞两万没问题，过去在生产队，俺几个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田头记工员、一个是队上会计员。而今还是生产队的老班底。”

　　老何他们都有了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饭经。如“四时、八节”要饭招式各有不同：春节向小商贩摊档讨要，图个开市大吉；情人节要到公园、海滩专找谈情说爱的情侣去要。老何总结道：“这就叫‘天时地利惹人烦’，包管收入好。”

　　我问老何，为何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结队地出来当“乞讨专业户”？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算是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

　　我感觉到，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极不正常的乞讨扎堆现象或者说是乞讨职业化，主要就因为这种错误的榜样示范效应。在有些地方，只要能赚钱，没有人追究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乞讨暴发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被同乡看成是“能人”，所以乞讨成为一些地方口口相传、争相效仿的“致富捷径”。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城里讨上三年饭，给个书记都不换”的顺口溜。

　　在深圳丐帮中，有一位有名的职业老乞丐叫屈老友，河南籍人士，常辗转于深圳与香港两地乞讨，被行内戏称为“乞讨与国际接轨”的“屈大师”。他有成套的行乞行头，在香港乞讨所获颇丰，常带回100斤左右的硬币，后来发展到将老家的侄女接来帮助其背运这些讨来的硬币。屈老友说，每次都是通过回老家办理旅游签证的方式进出香港的。他还问我能否搞一个长期滞留香港的证件，这样省得来回折腾辛苦。

　　进救助站怕“耽误生意”

　　吃罢年饭回家转

　　救助站里领车票

　　近年来，一方面是收容所改为救助站，一方面在城市大街小巷仍可见许多流浪街头的乞讨者。救助站的出现始终难以消灭城市丐帮。我调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以深圳一个沿街向车辆司机乞讨的乞丐为例，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80元，一月可收入1500元-2400元，年收入可达18000元-28800元。大城市的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不上饭的人，大多都是乞讨专业户。用乞讨者的话讲，“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如此收入使得他们没有一个主动去救助站的，尤其从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后，执法者更拿他们没办法。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所和接送站。

　　今年1月24日晚上，深圳一个广告策划人花5000多元摆席13桌操办“百丐迎春宴”，请了120多名乞丐到深圳闹市区华强北湘菜馆吃年夜饭。当地媒体还图文并茂地进行了报道，其社会效果自不必去评说。我也有幸参加了“百丐迎春宴”，但许多乞丐一抹嘴，“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屈老友说：“救助办法好听不管用，它规定自愿寻求救助，你想啊，受害的婴儿、病残乞儿被人控制，不能去求助；乞讨专业户、乞讨暴发户是为发财来的，他咋能寻求救助呢？”

　　从收容改为救助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职业乞丐利用救助站的情况使不该得到救助的人得到救助，也是对社会救助资源的浪费，折射出目前救助制度存在漏洞。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一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同吃同行两个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写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

　　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2万字的调查手记带着触目惊心的第一手事实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老人指出，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以下是他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