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谁能驯服“官权”

　　作者：鄢烈山

　　有识之士已经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当下的“瓶颈”在政治体制改革；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已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这些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正如有必要重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确是因为有人“立党为私”(譬如那些卖官的书记)、“执政为官”(比如狂言按管治人口算，他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的贪官王怀忠)。转变行政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说通俗一点，首先要“驯服官权”——借用刘少奇“文革”中挨批的“驯服工具论”的字面，就是要“官权”老老实实做社会公仆，服从民意，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如今人们在在感到的是“官权”的傲慢乃至跋扈。

　　以禁行电动车为例，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几家主要中央媒体(且不计官方和商业门户网站)对一些城市执意禁行电动车的行政方式提出了立场鲜明而尖锐的批评。12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在《法治·社会》版刊出头条文章《海口(市)禁行电动车屡遭质疑》，文章说该市持续争论3年多，交警部门“违法行政数次败诉仍继续”(引号内为该报道引题)。这就是说，交警部门作为行政执法者竟然僭妄到蔑视法庭，也就是蔑视宪法，因为宪法载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事。

　　不论谁是谁非，面对强烈的质疑声浪，行政当局都有义务站出来回应舆论，“你有理当着众百姓讲”，至少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威信。可是，不知是政府新闻发言人还在推敲发言稿，还是打算持“无言是最高的轻蔑”的态度来对待？须知，政府官员是没有权力(权利)我行我素“铁定”要干什么的，除非是赤裸裸的独裁者当道。

　　其实，何止某些地方政府某些官员过于傲慢，举凡握有一定“公权”(官权的延伸)的机构和人员，如今都可能滥权作势。

　　比如，面对一些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评选机制的质疑和公开每位学部委员学术代表作的呼吁，社科院学部工作处的薛处长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表示：“社科院学部委员评选跟社会上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社科院内部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拿到社会上去公开。”听听，这叫什么话，值得一驳吗？靠公共财政拨款养活的准衙门机构的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的“名器”的授受，居然跟“社会上”无关！说这种话不是“愚蠢使人狂妄”，而是“狂妄使人愚蠢”。

　　事情似乎很怪异，一方面是不少官人抱怨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理，“刁民”越来越多，乃至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另一方面是“群众”感觉一些当官的弄权和腐化越来越肆无忌惮，不少地方的“一把手”成了“一霸手”，官商勾结吞噬民命的矿难、吞噬百姓养命钱的社保基金案、地方长官司机冲关卡打人等恶性案件以及腐败窝案一起接一起。

　　这种矛盾现象的发生不难解释。一方面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百姓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前所未有地高涨；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建设严重滞后，在新时期“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群众运动”被理所当然地废止以来，却没有好的民主参与管道取而代之，以致“官权”失去必要的制约，异化到了反仆为主乃至反噬其主的地步。

　　于是，谁能驯服“官权”(公权)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课题。

　　将问题归罪于地方政府和官员尾大不掉，是号错了脉。这些年，地方政府的作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至少可以功过相抵；指望权力上收，巡视员和督察组满天飞来保证依法行政、遏制腐败是开错了药方。略知历史的人都明白，明清两朝有着非常严谨完备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以明朝来说，中央有“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死刑案要三家会审、皇帝审核；都察院分省监察地方行政和粮食转运、水利工程建设，向各地派出一年一换的巡按御史(旧戏所谓“八府巡按”，官卑势大)，各地的巡按使司衙门(臬台)直接对都察院和皇上负责，不受抚台(地方长官)、藩台(只管钱粮等民政的布政使司)节制；中央有御史和给事中(后者监督各部委并可封驳拟发的诏书)，这两类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类似于现代的议员发言免责)，可以七品卑职在每日朝会上当面责难宰辅大员；此外还有上达民意官声的“通政司”，朱元璋甚至鼓励百姓将惹起民愤的贪官恶吏绑赴京师受审……

　　然而，这些官僚体制的内部制衡和监督只是“看起来很美”，腐败仍像河决鱼烂侵蚀了王朝的根基。今天，我们不难明白，这一切的一切，根本问题在于民权不彰，专制王朝是皇族与士大夫共有、共治天下，不可能实行民治、民享。

　　所以，从孙中山到如今，开明的政治领袖都清楚这个道理，没有民主(民权有两个部分，在私人领域是个人自由，在公共领域是当家做主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就没有现代化。驯服“官权”，防止公权异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彰扬和落实“民权”，着力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扎扎实实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自治做起，实行政务公开，“给”舆论监督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空间，让贪官昏官恶官懒官有所敬畏，轻易不敢弄权不敢渎职不敢玩忽职守；上下互动的改革、内外结合的监督才是治本之道，才能建设权为民所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舍此之外，任何花花点子都是“哄小孩的”不中用的。(作者系杂文家)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