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

　　我在最近一两年内发表的一些评论中，经常提到“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类概念，冀望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当下的历史性时刻，唤醒自己身上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拿出勇气来，与社会大众携手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制度环境。

　　我的这种观点受到了相当多同事、朋友乃至从未谋面的读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

　　对于这些基本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不过我很理智地明白并拥护，现代社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靠宗教、道德，甚至伦理等价值体系来维系的。现代社会的黏合剂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一整套理性化的制度体系。因此，制度的好坏决定了社会的希望或无望。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诞生好的制度？什么情况下会诞生坏的制度？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如果当前的制度存在缺陷，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它向好的方向改进，而不是继续恶化？

　　历史决定论者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在制定制度时并不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们只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种观点合乎历史事实吗？

　　1787年，经过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民(他们的代表)在费城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极具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史称“费城制宪会议”。在这次大会上，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围绕着政府权力与公民自由、联邦与各州权力分配和制衡、民主政治与精英管理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和协商。“制宪会议”的最终结果是一部共和国宪法，连同1789年《权利法案》，构成了以后200多年里美国的立国基石，历久而弥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美国先辈们在那一个历史节点上迸发出来的道德责任感，造就了今日的头号强国。当然，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为，美国宪法是各种观念(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妥协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不过，我们可以把美国的近邻———拉美的境遇当作一个参照物来进行比较。从18世纪初开始，拉美各国相继摆脱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其过程与美国如出一辙。大多数拉美国家晚于美国独立，按理说它们在进行新制度设计时有足够好的参考教材。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依然没有摆脱独裁专制统治！难道时代精神垂青北美而遗弃拉美？

　　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获得胜利的一方往往握有乃至垄断制定新制度的权力。当然，胜利的领导者不可能脱离时代精神，但时代精神却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狭隘和排他。对如何安邦治国，每个时代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学说和见解，其中许多可能还南辕北辙，针锋相对。领导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掌握了很大的选择自由度，而这个选择过程，需要他(他们)有足够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他们)究竟是更多考虑一己私利还是更多考虑国家民族公利？他究竟是更多顾及当下还是更多面向未来？

　　好制度成就好社会和好公民，这一点没错。但什么东西成就好制度？是制度设计(及最初的实践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不是主张退回到“道德决定论”，但当我们努力追寻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时，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正是“道德”、“使命”这些现代人已经陌生了的字眼。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把呼吁唤醒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对象聚焦于精英阶层，这非鼓吹精英主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对精英的高标准约束———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中，精英阶层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使得他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比普罗大众拿出更多更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不然的话，长此以往他们就将被历史以激烈的方式无情地抛弃；另一方面，精英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力，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能量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制度改善。

　　那么，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能否本着对国家民族未来负责而迸发出自身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需要足够的勇气，更需要历史的大智慧！（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