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没有收容遣送，广州治安更好了

　　广州今年发案率下降，部分代表建议提高公安待遇。日前，省十届人大代表在视察广州各区社会治安情况后，表示目前广州治安状况为五年来最佳。代表张振贵表示，广州市目前的治安情况是近五年来最好的，通过政府加大投入和群众支持，刑事案件和“两抢”、“两盗”数量都呈明显下降势头，火车站等治安难点出现零发案，居民的安全感上升。（《南方都市报》12月17日）

　　对于这一新闻，我以为很有必要与今年五、六月份关于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争论联系在一起来解读。今年5月8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街头被抢手提电脑，钟南山由此呼吁：收容游民、重罚罪犯。他认为，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因此，完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不可取。钟院士这一观点在社会上得到相当一部份人的支持，甚至有些法学院教授也出面支持，一时间，“收容遣送”制度大有借着治安状况趋于变差而借尸还魂之势。

　　且不说“收容遣送”制度对于人权的侵犯，仅仅因为废除“收容遣送”而使治安状况趋于变差的推论就使人怀疑。以广州为例，广州市目前的治安情况是近五年来最好的，众所周知，“收容遣送”制度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废除的，而这个“近五年”显然包括“收容遣送”制度还存在的2002年、2003年，这说明，没有了“收容遣送”制度，我们的治安反而更好了。另一组数据也支持这一看法：广州市统计局的统计公报表明，2004年广州全市刑事立案数11.17万宗，比2003年下降3.8%；2005年全市刑事立案数10.5万宗，比上年下降5.7%；2006年7月4日《南方都市报》也报道说，2005年，广州市流花火车站地区的刑事案件比2004年下降41％，今年上半年刑事立案比2005年上半年再下降51％，流花地区治安秩序出现了历年来最好的局面。

　　“收容遣送”制度以限制国民的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和平等权利，将所有来自外地的打工、创业者视为存在犯罪嫌疑人而遣送原籍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做法，是否实现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是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但至少广东省人大代表的视察表态和相关数据，表明了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不会使治安状况变差，甚至会好转。经济学上“路径依赖”的理论说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如果他对于某一行为或者某一制度，认为有效，他就会长期重复这一行为或者使用某一制度，而不进行探索和变革，形成路径上的依赖。“收容遣送”制度也是如此，当政府发现，可以用将外来人员遣送了之的方式来解决治安问题时，他们就会长期使用这一制度，而不考虑和创新其他防范和治理的制度。所以，当“收容遣送”制度一旦废除后，许多人感到遭受了灭顶之灾，社会治安将不堪设想，但是，当“收容遣送”制度真得被废除，这一路径没有了，活人却不会被尿憋死，政府和警方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创新了更多制度，像广州天河区棠下的出租车管理制度、白云区石井街路灯定位报警系统、火车站地区视频监控系统、广卫街群防群治式物业管理等新型的治安管理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治安，起到了“收容遣送”制度根本无法起到的效果。可想而之，如果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这种可能面对的所谓治安状况变差的担心，这些新措施能出台吗？

　　所以，就是不谈“收容遣送”制度对人权与自由的侵犯，我都要极力反对钟南山院士为“收容遣送”制度辩护的言论。“收容遣送”制度，只会让那些负有治安管理职责的人不思进取，一味地用旧的管理方法、老的路径来解决新的问题；“收容遣送”制度不会让治安状况根本好转，某种程度上它本身甚至在制造犯罪——就如孙志刚被害的事件一样，“收容遣送”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下掩盖了多少罪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