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作家富豪榜”的误读

　　12月15日，《财经时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众说纷纭了十天。既有力挺的，也有叫衰的；榜内有两眼红兮兮找岔斗嘴的，榜外有满腔酸溜溜查账课税的；更多的故作庄严状，要么照着半个世纪前的文论教科书，讲什么金钱并不代表作家的艺术，热销并不代表作品的价值；要么奠起一堆新名词，指斥其为“当前社会正在蔓延、滋生的精神物质化、文艺商业化、艺术拜金化、创作价码化的典型体现”（12月25日《文汇报》）……策马上阵，挥矛直刺，热闹是热闹，有许多人却没细看刺中的是不是一架破风车？

　　明明是“中国作家富豪榜”，却偏有人要把它误读成“中国作家成就榜”。“富豪榜”的排行依据，只是根据发行数算出的收益，却偏有人一厢情愿地在收益与成就之间划等号，愣把“富豪榜”读成“成就榜”；然后再根据“作家越富，并不表明成就越高”的道理，指责这个“富豪榜”。分明是自己心目中的那把尺子歪了，一见排行在前的，就想当然地看成是成就高的，反倒指责别人的身子长歪了，怎么没有依据成就的高低来排定富豪榜的先后？收益是收益，艺术是艺术；艺术高的未必收益就好，收益好的未必艺术就高。这是常识，无须启蒙。人家弄“富豪榜”的时候，着眼的就是收益；到了一脸庄严的误读者这里，才被弄成了郢书燕说，怎么能怪“富豪榜”？

　　文学不能等同于商品，但把文学作品印成书，拿出去卖，它就是商品。评价一种商品，无疑要讲销售的指标与经济的效益，用富豪榜来表示这种指标与效益，无可挑剔；由《财经时报》来作这样评价商品的事，天经地义。人气决定销售，销售决定效益。从这个角度说，“作家富豪榜”就是“文学人气榜”。虽然“人气”并不说明一切，即便是解饥御寒的商品，卖得最俏，也未必就表明质量最好。更何况是文学，“作家富豪榜”仅就文学的大众消费这一项指标而言，它是否真实可信，自可斟酌；但指责它将“人气榜”误当“成就榜”，是如何如何不明文学的真谛，却实实在在是误读者自己的错。真要弄文学的“成就榜”，有“鲁迅奖”、“茅盾奖”，有“文学报”、“作家报”，怎么能苛求于《财经时报》而苛责于“富豪榜”呢？

　　给富豪搞排行榜，早不是新鲜事；这回排到作家头上，就排出不少是非来。这其中有着更深层次的误读在。文学是只空灵的鸟，两翼系上金子，它就不可能高翔。但再空灵的鸟，也不能空着肚子飞翔。认为文学就得天然远离“阿堵物”，动不动拿巴尔扎克、曹雪芹、萧红说事；或认为“诗穷而后工”，动不动就以此鄙薄文学自养及养人的谋求，透露的很可能只是旧文人生存能力的低下。“君子固穷”，本该是客观的无奈，却被误读成了主观的自虐。真正的文学，要占据的是精神的高地，要引领的是人的灵魂；但占据得是否成功，引领得是否有效，恰恰需要市场的检验，需要读者的认可。“下里巴人”，并不全是媚俗，同样包含着提升公众素质的努力；“阳春白雪”，也并不全是高雅，同样暗含着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单以印数论英雄，固然过于急功近利；非要无视印数以显清高，又何尝不是一种脚不落地的迂腐？

　　要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当然包括作家创造的财富；要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当然也要惠及才学、资质都不弱于众人的作家；要构建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当然也要允许并且鼓励作家们致富。位居榜首的余秋雨，也不过1400万元，这未必比不上老板接几张订单、球星打几场球、影星拍几部电影，歌星唱几支歌……但已经惹得余秋雨赶紧辩正了；忝列榜末的几位，只有区区的两三百万元，不够一个小房地产开发商卖一幢楼赚的，更何至于惹得各位写家口水横飞？

　　前不久，有位德国的汉学家鄙薄中国当代文学，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作家的胆子太小。在这一羞人之论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浅近的道理：作家要想挺直了腰板说话，正须具备一种无需仰人鼻息的生活。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会有人格的独立。作家与富豪结缘，正预示着中国的作家有可能挺起腰来说话。善良的人们，怎么就不能从“中国作家富豪榜”里读出这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