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山到东京这一场诉讼我们打到底

　　2006年3月，当4个乐山老人泪流满面地站在东京的法庭上时，历史已经铭记这欣慰和激动的泪水。通过2年的准备，他们终于带着乐山的伤痛站在了这里，指控当年日军的罪行。

　　1939年8月19日，日军用飞机对乐山不设防的城区和市民进行轰炸，炸死4000多人，炸毁12条街，1万多人无家可归。67年过去了，轰炸中的幸存者和死者家属们，有的已经带着悲痛离开人世，现剩下的经历过当时轰炸的人，大多已是70岁以上的老人。

　　作为亲历者和受害者，这段历史永远留在这些老人的记忆中。从2004年开始，平均年龄在70岁的30多个老人，聚集在一起，以防空洞为办公室，带着资料四处奔波。凭着一股“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一场民族诉讼从乐山打到了日本东京。最终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他们拿着自己写的陈诉词，站在了东京的法庭上。

　　从乐山到东京，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且向日本政府索赔。

　　这一天

　　日本友人笔下记录惨痛经历

　　12月26日下午2点，乐山这个小城，沉浸在冬日的清冷中。76岁的胡仲文缓缓地起身，将身上的蓝色工装服扯了扯，将桌上的资料悉数装进黑色包里，准备出发。他要迎接的是日本律师带来的“友好团”———在他们的帮助下，明年1月24日，乐山索赔分团的原告代表就将赴日本，继续这场控诉日本的官司。

　　难掩激动迎接特殊客人

　　每一次这些特殊的客人到来，老人总是难掩激动，在他看来，通过这个“友好团”，自己和整个团体的辛苦，才得以化为现实。

　　下午5：30，一濑敬一郎律师一行3人抵达乐山，而乐山索赔分团的5名原告早早就等候在其下榻的宾馆。按照行程，一濑先生先将与原告及声援团就下个月的庭审事宜进行面谈，今日，将前往乐山的“8·19”空难纪念碑广场，并去当年遭受轰炸最惨烈的较场坝街等地寻找遗迹。

　　惨痛经历———记录在册

　　大家对一濑律师一行此时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在简单地用过晚饭后，双方随即开始面谈。

　　“请坐。”一濑律师说出一句中文，在一间清净的房间里，坐在他面前的是原告之一吴绍武，现年74岁，1938年8月19日，日军对乐山城区进行轰炸时，他还不到8岁，亲眼目睹了年仅36岁的母亲和11岁的哥哥被飞机投弹炸死的情景：轰炸过后，他们在一片倒塌的废墟里找到了母亲，人早就没了气息，“头上中了几枪，满脸是血———这就是我的哥哥……”

　　听到这里，新闻记者泽田猛问及吴绍武的心情，吴沉重地回答：“这个场面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在约1个小时的面谈里，一旁的一濑律师、记者泽田猛、反战人士西川重则都不停地记录着。

　　市民声援自费前往日本

　　昨日，来到现场的除了5名原告外，一些声援团成员也在下班后赶了过来。乐山市沙湾区疾控中心的医生李云也赶到现场，并带来一幅用时3个月创作的油画：大轰炸当日，从乐山城区往睡佛方向的惨状。画面上，只见一具具烧焦而蜷缩着的尸体，大渡河河水染成红色，房屋在漫天大火中燃烧……而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

　　今年45岁的李云作为声援团的成员，将于明年1月24日自费前往日本。他说，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日本承认事实，承认它是个加害者。”

　　这些人

　　胸中一口恶气憋了整整67年

　　胡仲文率领的这个团队叫“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乐山分团”，成立2年，有35位成员，年龄最大的为82岁，最小的为38岁。

　　团结起来誓讨公道

　　当自己身上溅满亲人的鲜血时，胡仲文就憋了一口气。1939年8月19日上午，当日本飞机扫射时，胡仲文跳入水中幸免于难，却永远失去了母亲和舅舅。

　　伤痛压抑到了2004年，胡仲文从媒体的报道上知道了“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的存在，他连忙通过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团体，并专门前去重庆拜访。从重庆回来后，胡仲文得到了启发：“在乐山，在1939年身上沾满亲人血迹的人，不只我一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而日本律师团伸出的援手，也让他看到讨回公道的可能性。

　　胡仲文写了几十份通告，贴在街上，陆续有人打电话来，分团有了5位成员。“这5个人全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一位已经80岁高龄。”同样的经历，让他们初次见面就畅谈很久。此后，陆续有人联系上他们，到了2006年，形成了35人的团体。

　　索赔资料装了30袋

　　乐山索赔团中，7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最大比率，他们既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也是见证者，仅有几个年轻人，则代表的是已经去世的家属。相比索赔团在重庆的规模，乐山分团的确有些势单力薄。

　　团体制定的任务：要日本政府作出书面道歉，轰炸所用的炮弹是三菱公司制造的，也要赔礼道歉；作好宣传工作，扩大参与者的范围；组织专家和志愿者，搜集日本的罪证和整理资料；受害者提供人证、物证，以及相关的有用旁证。

　　年龄层次决定了这个团体的“工作”难度，有些年迈的老人完全没有能力奔波，工作的担子主要落在几个人身上。在这个团体中，76岁的胡仲文是既是发起人，也是团长，70岁的赵树信是秘书长。当胡仲文在政府几个部门之间奔走，让“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乐山分团”安家时，2004年3月31日，刚刚出院的赵树信也接到了乐山市人防部的邀请，他们认可了胡仲文的举动，并希望有人帮助年迈的胡仲文。

　　赵树信的父亲赵子元在1939年的轰炸中去世，年轻时当过兵的他，挑起了这个团体的后期担子。这个有冠心病和脑血栓的老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在政府和团员之间奔波着。

　　为了给日本的律师提供充足的证据，乐山分会的成员都尽可能详尽地将自己的情况形成文字，递交到赵树信的手上，分装为30多个塑料袋。这些精心整理的资料，随后悉数交给了来到乐山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带去了日本法庭，成为了呈堂证供。

　　防空洞就是办公室

　　筹集资金，至今仍然是赵树信很头痛的问题。想要有一个定点聚会的地方，老人们的退休金却无力承受房租。于是乐山市人防部伸出援手，为他们在防空洞里觅到一个免费的“办公室”。

　　12月26日下午5点，赵树信带着记者穿过热闹的乐山街区，走下了一个防空洞。这里是赵树信最熟悉的地方，从2004年开始，他就不厌其烦地上下楼梯，穿过长长的通道，到达另一端的“办公室”。

　　没有任何牌子，这是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只有两张书桌和一个柜子。“它们都是人防部送的。”赵树理一边笑着，一边打开书桌的锁，拿出一部红色的座机———2126819，这是一个特别的号码，后面的3个数字“819”正是轰炸的日子。

　　这件事

　　站在东京的法庭上我们都哭了

　　跟着重庆的受害者代表，一同站在东京的法庭上，2006年3月28到4月2日的短短五天，是胡仲文、赵树信、吴绍武、罗保清4位老人一生最难忘的经历。“读着自己写的控诉书，我们4个都哭了，忍不住啊，那时候。”胡仲文回忆当时复杂的心情，“激动又很悲痛，辛苦了这么久，我们代表着乐山的人民站在了这里。”

　　艰难自费去日本

　　出国的费用昂贵，4位老人东凑西拼才筹够了上万的费用。“我们是组织者，既然法庭上需要乐山人民的陈诉，那我们再困难也要去。”胡仲文说，这次的出行，让他和老伴的日子开始紧巴巴。

　　年纪最大的罗保清已经82岁了。3月28日，他从成都到北京，再到东京，整整6个小时没有休息，辛苦自然不用言说。在日本的这5天，每人都花费万。“这还是很非常节俭的。”胡仲文说，为了节省费用，他们专门到远离法庭的便宜小旅馆去住，顿顿吃面条。

　　尽管日本法庭最后的态度是“默认、不表态”，4位老人此次能够站在法庭上陈述，也成为乐山分团成员们认可的成功。4人表情严肃地站在东京法庭前的合影，成了胡仲文的珍藏。

　　震惊3万人游行

　　这次的日本之行，老人们有了意外“收获”，他们了解到，日本民众也是痛恨战争的。赵树信告诉记者：才到东京时，日本民众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乐山轰炸”，“当然也不知道军国主义的罪行。”随着一濑敬一郎等和平人士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此事。在到达日本东京的第3天，东京街上出现了日本民众自发的游行，3.5万人的队伍，让中国老人们都震惊了。“全部是日本人，他们反对战争。那天晚上风很大，游行了整整4个小时。”回忆当时的情景，胡仲文仍然很激动。“大家爱好和平的心态是一样的，日本政府应该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这颗心

　　一直打到死！定要日本政府认错

　　12月26日，随着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一行第4次来到乐山，又有几位老人将在站在日本的法庭上控诉。即使有的年轻人对索赔工作不以为然，认为“打不赢这场官司，何必劳神费力”，但老人依旧执着，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索赔是正义的：乐山没有设防，没有武器弹药库，日本军国主义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明显的罪恶。“索赔是个途径，我们想要唤回大家对这段历史的记忆，要日本认错。”

　　“一直打到死！一定要日本政府认错。”胡仲文老人眼神笃定，表明决心。

　　早报记者谭晓娟杨蓉摄影华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