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学家遭遇历史

　　一个甲子不足以泯灭历史，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人们在反思历史时的冷静，甚至足以改变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的态度和决心。

　　周庆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耽误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当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坐到一起，来探讨中日战后50年最清晰，但也是最模糊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会谈距离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发生之日，已经过去至少60年了。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首次会议无疑是在当前中日关系的语境下化解中日历史问题争论的第一舞台，但是却不是冻结历史争论的第一现场。综观这个历史学家的名单，我们不难发现，即便从会谈本身来看，这个舞台恐怕并不简单。日本的会谈领衔者是前日本驻联合国次席大使、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会谈名单中的不少人，都是对战争历史有不同看法，但又在日本学术界名望甚高的人。加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次会谈寄望甚高，这种“高”，恐怕不仅仅是对历史问题全部认账的“高”。

　　因此，与会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样的对话。作为个人，他们可能是学者、知识分子、独立人士甚至异端精英，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学术精神。但是当他们作为两国历史学研究代表坐在讨论桌前的时候，假如双方不具备相似的身份认同，甚至把彼此看作政党意识形态的代表，那么这种历史研究可能就会变成政治话语的对抗，而更加远离真相。

　　与会的历史学家们将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框架或者历史观来对待他们将要研讨的2000多年中日关系史，以及他们可能发生激烈争论的几次战争。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历史学家，曾于两年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历史基本事实认定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而且还留下许多空白未能达成共识。这就是因为双方在历史观和研究框架本身差距过大。

　　与会历史学家们还会面对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共同研究的意义，究竟指向什么地方？在过去的2000年中，中日关系曾经有一个辉煌富足的相互学习时代，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而沾沾自喜。但在1840年之后的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量暴行也埋葬了这种向心力和文化同质性。其间诸多历史事实的认定和真相的还原，比历史研究的叙述方式本身更加重要。因为这就是共同研究的意义所在。只有让中日两国所有的民众都看到，桩桩件件让我们喜悦或者悲恫的公案，其实都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么这种历史磋商，才有一个足够深厚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毕竟历史学家并不总生活在历史中。当历史学家遭遇历史，他们也遭遇了许多跨越历史，一直存活到今天的思想、行为和方式。甚至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舆论压力和话语暴政的时代。当许多日本媒体“掷地有声”地认为不必过度寄望于这个会谈的时候，日本舆论和政治语境，已经在企图给这个尚未出生的共同历史共识，作一次缺席审判了。因此对于日本的历史学者来说，抵抗这种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素质恐怕更加重要。

　　一个甲子不足以泯灭历史，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人们在反思历史时的冷静，甚至足以改变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的态度和决心。这就是为什么各路神仙能够跳上日本的历史研究舞台，把日本政治的历史观进行颠来倒去的修订的原因。但是历史毕竟有真伪。西方学者把历史书比作公墓，是活人与死人相遇的地方。那么当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遭遇200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无疑会“遇到”许多死去的人。但如果失去了身份认同、失去了方法、失去了意义，历史学家们也就失去了进入这个公墓的资格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