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包大人和李中堂新辩(叶治安)

　　包拯诞辰1005周年，李鸿章逝世105周年，而最具代表性的，也最能体现古城庐州和今日合肥历史脉络相连的地方就是包公祠和李府。

　　数百年来，包公戏一直很炽热，近几年更火，海峡两岸三地的荧屏上都是屡演不衰。现在甚至还有“少年包青天”，这未免有点近于滑稽。我臆测日后是否会有人再搞出个“幼儿包青天”？也许会，因为现在老有人鼓噪“没有做不到，只怕没想到”，就像早时那句

　　我个人认为历史上真正的包拯多半是普通一吏，今天出现在戏里的包公完全是一个被几代人包装出来的艺术形象。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受官匪盗贼的欺负压迫太甚，心里感到委屈，所以老盼着有明君清官为他们伸张正义，而在现实中明君清官又很是鲜见，所以就在戏台上弄几个出来以聊解不平之心。这和以前民间的说书艺人造些个舞剑弄枪的侠客义士出来是一样的的道理。实际上异邦也是如此，西方世界的佐罗、罗宾汉等，都是基于这么一种理念而人为造就出来的。这多多少少有点像阿Q精神的翻版。所以，尽管包公祠和包墓中复制的古迹史料甚多，碑文铭记林立，但我把这理解为和戏是同一个概念，都是后人所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自慰。

　　而从包拯为官的北宋仁宗年代看，应是自秦以下国势最衰的一朝，如果当朝法制真的那么严明，北宋也不会那么弱。国势取决于民心，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是“不患贫，患不公”，如果当年包拯那么多秉公执法的故事确立，那整个北宋王朝还不是人心所向？整个国家还不是“官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但我臆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封建官吏，能跳出三界外搞法制？不要说自己难以做到，就是你那个阶层也容不得你，就像今天“民歌”中唱的那样“叫你贪污就贪污，让你受贿就受贿，服从命令听指挥，如想清廉下台去。”出污泥而不染，言辞很美，在理论上也成立，而具体到现实中的行为让人看了却是格格不入，甚至是讨人嫌和荒谬的。再说包氏又非一品重臣，他那个开封府尹也就像今天的首都最高行政长官而已，救世济民的权限和能力及地域都是有限的。

　　如果说包拯是虚幻的，那么李鸿章就显得非常实在，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还不仅仅是年代远和近的缘故，主要还是看和现实关联的多寡。

　　20年前我偶尔看到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对李氏最客观最公正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评价。从那时起，我就对“官方正史”中给李鸿章下的“定论”很不以为然。虽然现在有了点“重新评价”，但仍给人一种羞羞答答，含糊其词的感觉。而这之前，大陆上所有历史教科书中描写“李中堂”的文字几乎都是恶诟或是贬损，所以芸芸众生对李鸿章的认识，只有当今“历史学家”置于他头上二冠：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卑躬屈膝的卖国贼。至于别的就说不出什么了。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也十之八九鹦鹉学舌，自己根本不知李究为何人？大陆知识界的怯懦和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偏见，使几代人丧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客观公正的认识，如此粗暴地尽墨李鸿章，如此唯人意志是从，实在是有辱“学家门风”。

　　实际上，李鸿章乃晚清时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以前国人都把这“第一”的称号戴在林则徐头上，窃以为这有失偏颇。林则徐从没跨出过国门一步，所以他对当时西方相对进步的社会文明及先进技术的认识是感性的、被动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李鸿章则不同，他出使西方列国游历近半年之久，所以亲眼目睹了中国和欧美全方位的差距。可以说李是一个“浅尝梨子”的人，这比不知梨子是啥味的人总是强多了。所以，他在思维理性上的深邃，林则徐等根本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从他先后开办的一大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来看，李鸿章在观念上是和时代同步的，在现实中又是身体力行者。而且李鸿章洞悉人才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绝对重要性，所以他选派优秀的年轻人负笈西欧，美国，习夷之长为我所用（从那时起的官费留学一直延续至今，不过我对大陆今天的官费留学程序持质疑态度）。当时清王朝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愚蠢至极，就像鲁迅说的，英吉利法兰西是有的，而西班牙葡萄牙则是因为洋鬼子常来敲诈，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所以就胡诌出这些国家来。试想，在那样一种社会形态下，李鸿章能有放眼世界的人才观，怎么说也是胜人几筹了。所以，从历史背景来衡定，李鸿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人。

　　梁启超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十六掌权者相比较，很精辟，很客观，其中犹以与李同时代的伊藤博文及张之洞的相提并论最是到位，现录下以飨读者：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利。之洞于交涉时间，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数百，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任公先生不愧为智者，聊聊百言即给几人“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