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动手前，算好“打架成本”了吗

　　“殴打他人=10日拘留+500元罚款+3000元医药费+100元护理费+200元营养费+500元误工费+50元交通费”，这是江苏盐城警方为预防打架斗殴事件，近日向社会发布的“打架成本清单”。(12月26日《新京报》)在这份特殊的清单中，警方一改以往治安教育的道德劝诫，通过精算违法成本，向社会提供了一个亲切而直观的守法“正反方程式”，其间利弊得失，公众何去何从，可谓一目了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治安教育也是一种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公共谈判”。谈判成果如何，是否能够顺利说服对手，关键在于设身处地精打细算，准确了解并顺应对方的实际需求和成本效益。此次盐城警方放软身段，站在与管理对象平行的角度，以“替对方打算”的利他姿态，锱铢必较地计算违法成本，推心置腹地讨论得失，和风细雨地陈说利害，引导管理对象自觉地择善而从，确实值得称许。

　　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将变得日渐普遍。如果有效说服管理对象遵从公共规约，则恰如一场场公共谈判一样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和耐心。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道德治理的崇拜，一些公共管理者往往习惯将自己置身于道德的高地，俯视管理对象，对其进行泛泛的道德劝诫，从而将守法这件实实在在的现实行为虚化成单纯的道德义务。岂不知，中国是道德积淀非常深厚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熟人社会中，问题一旦摆上桌面，往往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倡导问题，而通常是超越道德的利害博弈。在此情况下，如果公共管理继续固守道德对话的“玄妙之术”，可能除了让管理者占领道德高地而自感得胜、旁观者哀叹人心不古之外，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可能收效甚微。而且，事实屡屡证明，在利害关系主导行为模式的社会现实下，只凭“道德劝诫”，难以完全唤起公众对于公共善行的自觉回应。

　　按照“理性自利人”观点，只有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通常才会成为人们的自愿选择。生活中，常常能见到诸如“守法光荣”、“纳税光荣”等标语和口号，笔者并不否认这种“高台教化”的激励作用，然而，如果公众并未清晰地了解到：守法和纳税符合自身最大利益，而违法乱纪或者偷税漏税的成本收益率是极低的，那么，难免刺激某些人作奸犯科的利欲。

　　更有甚者，倘若公众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有些违法者损人自利且逍遥法外，偷税漏税者损公自肥却悠哉游哉，那么除个别极自律的道德高尚者，普通人的荣辱观、法律观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模式，将难免不顾管理方的“道德劝诫”，而偏向相反一极。正因为此，盐城警方开列的违法成本，对于如何有效引导公众行为模式，则更具有相当普遍的启发意义。

　　据盐城警方统计，“打架成本”公布后，当地打架斗殴事件减少了10%。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结果。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违法成本并不是万应灵丹，在某些财大气粗者眼中，区区数千元并不会遏止其违法的冲动；而那些家底薄弱者，违法成本的透明化则可能致其忍气吞声地对待权益受损。正如和谐社会更需要公平正义一样，如何防止上述利害博弈的“副产品”，也更需要有关方面积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一番细致艰辛的努力。（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