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正在“无神化”的西方圣诞节

　　作者：白烁

　　圣诞节过去了，重阅手机短信和圣诞贺卡，竟然有这样一种差别：国内同事熟人多以“圣诞快乐”互祝，而欧美同学朋友多以“节日愉快”来贺。乍一看，这颠倒过来似乎才合理。

　　不过，把欧美的宗教式微演进和中国的开放现实相比照，以上反差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从16、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兴起以来，基督教的种种神秘感被天文望远镜、外科手术刀、电灯泡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宇宙之始理论等一一破解，带出的是西方社会的全面世俗化。众多西方人认同的是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观点：科学揭示的世界比宗教描绘和人类想象的世界更为奇妙，“宇宙比我们的先知所说的更为盛大、壮观、精细和雅致”。

　　但也有少数人说“不，不，我的上帝也许是一个小上帝，我仍希望他能够以过去的方式驻守我心”。于是，圣诞节的传统在延续，但其宗教意味却越来越淡。

　　与科学并行的是民间对“上帝”的日渐失望。美国大报《洛杉矶时报》125年来的“圣诞社论”，似乎很好地注释着宗教神秘感是如何远离人们生活的。1889年的社论动员人们走出户外，在花丛和温暖的阳光中祈求“造物主给我们创造一个温馨的氛围，一个和暖、晴朗的天空”。

　　1897年的社论提醒人们“购买圣诞礼物没有比买一本书更好的了”，这本书不仅古典，而且便宜，“每个字都写得简捷易懂，讲述着大众的心声”，没必要眼花缭乱地按照新书广告去搜罗最新出版的书。这本书是《圣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09年，该报的社论说“世界将庆祝耶稣的诞生”，因为他是“和平王子”，我们祈祷多瑙河、莱茵河和罗讷河之间酝酿的紧张风云能够消散。

　　但是，“上帝”并没有拯救欧洲，一战后的1919年，社论里充满的是对战争创伤的哀叹，“节日的店铺只对那些最强健的人有意义，我们多数人都不强健”。在二战激烈的1941年，社论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商品卖得越多，何种生意带来的税收就越高，政府的战争胸腔也就越大”，为了战争胜利，请多买一点圣诞礼物。1958年的社论批评政府“在谨慎的、统计学意义的基督名义下”冷酷和吝啬的福利政策———“大度要在税收上显示，官僚代替了善良，怜悯萎缩在立法中”。到了1989年，社论已不怎么强调“圣诞节”了，而更多地是用“假日”，提醒人们“记住一些容易忘记的事：圣诞节并不是所有人的节日”，对不信基督教的朋友说句“节日愉快”而不是“圣诞快乐”是尊重的标志和分享节日气氛的包容之道。到了1999年，社论基本上用“12月假期”取代了“圣诞节”。

　　今年的社论说“人们可以互祝幸福和愉快，不管用何种形式包装。总之，我们期盼地球上的和平”。

　　可以看出，西方的圣诞节已没有宗教色彩，不过是“用何种形式都可包装”的节日。那么对本来没有宗教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过圣诞节、说“圣诞快乐”是否是宗教的回光返照呢？显然更不是，我们不过用圣诞节的形式包装了一下“12月假期”，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释放一点温情。中国人过圣诞节，与“丧失自身文化主体性”无关，只说明中国人的大度、包容性和开放程度都很好。西方人在圣诞节不工作，而我们照样按时上下班。我们过的是“无神的圣诞节”，我们祝福亲朋平安、世界和谐。其实西方人也在过我们的春节，到各城市的“唐人街”热闹一番，品味中式美餐，观看舞狮走高桥，了解中国文化。

　　他们欢度中国春节的人数可能没我们过圣诞节的多，但将来会多起来的。

　　责任编辑：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