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责任与患者权利之间的限度

　　深圳观察

　　城计民生·公共利益

　　医院与患者或其家属之间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情。在一般人看来，纠纷的原因往往出自医院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的医疗状况下，医院在医患关系中仍占据着强势地

　　但是如果认为病人的权利是绝对的、无限制的，亦是有失偏颇。医术作为一种技艺，自然要面对人所不能触及的天命的领域。俗话说“生死有命”，并非要人放弃生活的念想，而是要人明白生命充满着人所不能控制的偶然与意外。在此意义上，生命自身的有限决定了医院责任的有限，这一有限首先是面对天命的有限，其次才是面对病人的有限。这就要求患者在伸张自身权利的同时意识到权责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不可避免或难以控制的死亡面前，作为人的医患双方都是有限的。患者权利当止步的地方，也就是医院责任的限度所在。

　　患者在将要出院的时候猝死，的确让人惊诧。患者家属失去亲人的悲伤，也可以理解。但真正理智的态度并非在事情发生后的过度悲哀和任性吵闹，而是查明患者猝死的原因何在，进而才能追究是否是医院疏忽了责任。仅仅索求赔偿，甚或搬来专业“闹托”人士大闹不止，乃至不惜停尸三天，则属不当。它首先显示了家属所好不过利益而已，小则小矣，可也无可非议；其次对于医院方亦有失公道；最重要的，这是真的让已死者安去还是借已死者谋私呢？最本真的事情乃是患者的死亡，但在家属的索赔前和医院的头盔下，生命自身(以及死亡)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活人上演的滑稽剧，让人看不到对于生死大事的敬畏与庄重，这才是最可悲的。病人处于医院与家属之间，可一旦死去，竟被遗忘与无视，这样的态度说明我们对于生命的热爱还不够，而对于生命之外虚浮的事物贪恋太多。

　　生命自身应当伸张合理的权利，但在死亡面前，我们应当晓得最珍贵的权利还是生命本身。活人对死者的责任，首先是让他安去，其次是让生命活出尊严。当我们走在医院的长廊里看到“热爱生命”的字样，心中是否已无含泪的喜悦感觉？当一个婴儿诞生时，是这样；当一个人死亡时，也应是这样。

　　□刘晨光(作者系知名青年学者)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