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财气”相通的公权难免不被俘获

　　山西省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最近两年“财气”暴涨。该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房间面积最小的140平方米，大的180平方米。记者在忻州市车管所调查得知，共有9辆公车挂在该局名下。有知情人士透露，建设资金中有一部分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与此同时，近两年，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在忻州。（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富庶若此，想必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此中更大的新闻性在于：频发的矿难与监管者的惊人“财气”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公权力显然已出现异化，公共性丧失，而成为谋取小团体利益、改善小团体工作生活条件的工具。这无疑也是地地道道的福利腐败，而更可质疑之处在于搞福利的资金并非来自于正道——利用权力向监管对象“借”，恐怕还有其他上不得台面的敛财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官煤勾结，

　　其实，公权与“财气”相通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整个办公楼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只比朔州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楼）大一点儿，全省11市除运城外，条件算是最差的”，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刘副局长的权威说法，就说明了此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非个案。不仅是山西各市的煤矿安全监察局，那些有权的部门哪一个不是阔气得很？它们不但有钱建豪华办公楼、大面积住宅，甚至有的还建得起豪华别墅。这折射出的依然是“依法搞腐败”的现实：某些政府部门依傍一部或数部赋予其较大自我裁量权的法律，利用手中的执法权进行权力寻租。

　　但天下终究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被监管者的煤矿“借钱”给作为监管者的安监局，而后者竟坦然笑纳，甚至还将自己的一些旧办公设备以35万元的高价卖给对方。如此撕扯不清的关系，还如何能够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管权力？就在这钱与权的交易中，监管者已然被俘获了，事实上导致管制只是为被管制方服务的，政府已经失灵。由此可见，忻州矿难频仍，还是有着必然性的。只不过，为午餐埋单的是那些在矿难中死去的冤魂。

　　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的种种豪奢之举，公众当然是难以认同的，而只能是深恶痛绝，但其何以不惧这民意？这恐怕是源于权力集体无意识：由于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实现尚没有体制上的应有保障，为数不少的官员就在潜意识中认为权力是上级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公众自下而上赋予的，所以就只讨上级的欢心而不管公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因此，其就根本不避公众的耳目，反而通过高耸的豪华办公楼以及豪宅等对公众进行刺激。

　　政府部门的权威并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因为服务周到以及廉洁、公正、高效执法等才树立的，频频曝出的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搞自肥的丑闻，无疑已让公权力的权威日削用割。现状亟待改变，而改变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公众权利的实现来约束权力，让公众有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与“财气”相通的公权必然与“民意”相阻隔，只有疏通公权与“民意”之间的通道，才能让其与“财气”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