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这场官司说钱没有意思

　　一位58岁的日本律师，近20年来平均每年到中国一次，义务代理了“731”案和“重庆大轰炸”案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辩护

　　他说，

　　伸张正义，是自己最基本的出发点

　　引子

　　乐山，27日凌晨2：00，记者结束了对一濑敬一郎律师的采访。

　　“你来过乐山吗？”在采访开始时，乐山已经进入午夜子时，他们刚刚送走乐山的第5个原告，一濑律师说，请给他3分钟时间，他站起来绕到椅背后舒展了一下，并且问记者。

　　“我没有来过。”记者回答。

　　在他们下榻的嘉州宾馆旁，便是大渡河，冬夜里很安静，但是1939年8月19日，河水殷红，乐山城里被烧焦的尸体蜷缩着，火光冲天。

　　“我已经来了4次了。”他说。

　　一濑律师后来告诉记者，因为接触“731”案和“重庆大轰炸”案，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浙江、湖南、四川。他甚至知道，湖南的“辣”和四川是不一样的……

　　感受血与火

　　调查“731”才知日军罪行

　　一濑今年58岁，早在他1995年开始接触“731”案的前10年里，他已经来过中国10余次。

　　初到中国因为感兴趣

　　第一次来中国大约是1986年，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律师，“那时诚然还不是为了辩护的事来的，因为那时还不知道。”他说因为对中国很感兴趣、很关心，便来了，而那时首先让他感兴趣的是：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不一样，他想来了解。

　　他第一次到中国选择的城市是上海、西安、北京等。在上海，他印象最深的是人多，大街上涌动的人潮，给他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而西安，他在未去之前就已看过许多书，知道西安历史悠久，去了之后看到城墙、兵马俑，“那种感觉更强烈，这才是真正的西安。”

　　从1986年—1995年，一濑又数次到中国，平均每年1次。

　　接触“731”被“坏事”震惊

　　虽然10年间，一濑看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也到过中国很多次，但是认识上的模糊依然存在。直到1995年之后，他接触到“731”案，在浙江、湖南各地去实地调查取证时，对中国的了解才由“走马观花变为下马观花”，在调查之后，他才明白“原来日本军队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在思考，作为一个日本人该反省有什么责任，中国受了哪些灾难，中国人怎么想这些事情。

　　接触“731”案，是因为1995年8月时在哈尔滨举行了一个国际会议，去了许多日本人，会上对731部队的细菌战及其他侵害人权的罪行进行了声讨。而之前在日本，他就已经看到有报纸报道“731”的东西，包括学者论文及其罪行展览。

　　在会上，他碰见了一个从浙江义乌过来的人，并且告诉他们义乌也发生过细菌战，希望他们也去调查。1995年12月份，他同另外两名律师，在朋友的带领下去了义乌的农村，“1942年，在那里散布鼠疫的除了‘731’部队，还有‘1644’部队。”

　　由此，他作为律师，开始义务代理“731”案，并担任了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律师团副团长。从1995年底，到1997年8月起诉日本，近两年的时间里，他9次在常德、义乌之间来往，与受害者及其遗属座谈，调查取证。

　　再接索赔案四到乐山

　　“731”案经历了数十次庭审。2001年，一濑敬一郎为了此案到重庆查资料时，才接触到了“重庆大轰炸”。这时，他又开始了此事件的调查取证，义务代理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律师工作。

　　在进行此案的调查取证时，他每年都会去重庆等地，如今已是第4次来乐山。在乐山第一批5名原告即将赴日本进行法庭陈述前，他告诉乐山分团，让他们着手开始准备第二批起诉的受害者原告名单。

　　深思输与赢

　　你犯了罪就该被起诉

　　“接触“731”案、“重庆大轰炸”案已经11年了，您准备做到怎样的程度或者结果？”记者问。“这个过程很难。”一濑律师略一思考后，回答：“731”案从调查开始，经过一审二审，现在案件在最高法院，这就花了11年，现在日本法院怎么判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样去对待？”

　　起诉只是手段

　　“731”案的一审判决是在2002年8月，仅一审判决就经过了27次庭审，但一审判决只承认了事实，却驳回了180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并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此后又是多年的上诉。

　　一濑介绍，细菌战案两次起诉的原告共有180人，第一次有108人，到后来深入了解后又发现了72人。而与“731”案相比，“重庆大轰炸”案目前能收集到法律证据的只有40位，这还要继续努力，让更多的受害者加入进来。前日，已有成都的一名受害者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事情要抓紧。”一濑说。

　　而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一濑认为，对于“重庆大轰炸”，整个事件全面的把握还不太清楚，需要把它搞清楚，而起诉只是个手段，目的是要使日本政府认识到这个事情，要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

　　过程漫长艰难

　　采访中，当一濑律师说到诉讼过程漫长艰难，甚至不知最后怎么判决时，一旁的新闻记者泽田猛先生发言表示他的担心：这样说，会不会让人们尤其是受害者们沮丧。

　　一濑先生回答，他觉得这个诉讼的真实状况应该讲清楚，有打不胜的可能性，“但是从法学理论上讲，是很充分的，就该获胜。”最后虽然有可能会输，但是输不会输在法理上，而通过诉讼，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可以作为被告，“你犯了罪做了坏事，就该被起诉，这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的受害者不止一次去日本，对日本政府也是一种表态（即中国民间一直在继续这样的事情）。”一濑律师说，这个漫长的诉讼路程，肯定会使更多的人关注，也能唤起更多的日本人思考对中国受害者的责任。

　　淡看得与失

　　免费服务这是应当的

　　对于记者的问题，一濑习惯低头思考后再作答。当问及他这11年里的收获，他想了想后说：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他自己认识到日本在二战期间，不仅是加害者，而国民也成了受害者。

　　唤起国民认识

　　一濑说，过去，很多人包括他在内，是通过文字来了解中日关系，“但是没有比这种活生生的证人、受害人的出现更有力量说明问题了”。因为这个活动，唤起更多日本国民认识到日本是加害者，“而这在以前则是暧昧的。”

　　一濑敬一郎又补充，做这个事情，更加深了自己作为律师这个角色的认识和责任，自己这样做，“从律师的理念来说，伸张正义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有这种自觉。”

　　说钱没有意义

　　“11年里，你花了多少金钱和时间？”记者问起这个问题。

　　“对中国受害者免费提供服务，这是应当的。”他说，这起官司不是一项业务，而是一种“运动”。“要说花钱的话，主要是花在交通费和事务费上。”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额，“说钱的话没有多少意义，本来也不是为了钱来的。”

　　“但要讲时间的话，确实花得很多。”一濑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一些事务所都在做这个事情，有时一濑太忙，甚至会委托他的太太跟这边打电话联系。一濑说：“还有更多的像西川先生、泽田先生这样的，大家尽可能把时间、金钱等用来支持这事，有那么一点进展都很高兴，希望取得更大的进展。”

　　尾声

　　中国人很坚韧我也很坚韧

　　在中国来来往往数次，一濑

　　先生认为中国人很坚韧，并说

　　“我自己也是很坚韧的人”。从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到接手两个跨国诉讼，这期间他曾经想过学中文，“也试过，但是没有语言才能。”一说这话，他和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不过，现在正准备第二次又重新开始学，而且是和其他辩护律师一起学。”目前他已能说“谢谢”、“请坐”等简单中文。

　　说到中国菜，“中国菜我是很喜欢的。”他说，这也算是一个收获，因为去了很多地方，他知道各地的菜不一样，就辣的东西而言，“常德和四川就不一样，也由此认识到地方文化的不一样。”

　　（鸣谢：本次采访的翻译，由四川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刘世龙博士担任。）

　　早报记者杨蓉摄影华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