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下的中国智慧

　　[编者按]

　　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去寻找2006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没错，是失衡和平衡。

　　每个国家都有找寻梦想的方式，或敏锐，或沉稳。以哪种姿态进入新的发展进程？在新的世界规则下，平衡、理性，是中国走向进步的崭新姿态。

　　[经济公民语录]

　　Ａ

　　即使人民币升值了15%，也难以改善美国贸易赤字。因为美国贸易赤字及其双胞胎——财政赤字的产生，与美国民间与政府的不自量力的过度消费及过度开支有关。

　　——对中国施压者

　　Ｂ

　　除非人民币升值，否则美国贸易赤字无从缩小，美国产业工人的失业威胁也难以排除。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本报记者邵中兵 综合报道

　　12月中旬，圣诞假期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完成了今年最重要的一次公务出差——参加中美首届战略经济对话。这个假期过后，保尔森和他的同事们还要准备在2007年5月迎接中国客人的到访。在这些客人中，将包括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薄熙来曾说过，中国将尝试“花样游泳”，追求的是平衡和艺术。

　　我们不知道，明年5月的对话，中国客人将会如何的长袖善舞。但我们知道，中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是不可回避的主题。在全球性的经济失衡大背景下，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就此展开。

　　对于中国来说，失衡不仅体现在两个国家之间，中国自身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共同富裕不是乌托邦，但路径选择需要大智慧。一场考验勇气和智慧的中国式平衡，不事张扬的坚持着。

　　国家间平衡：在妥协中寻求胜利

　　保尔森在美国起程前，见到了Ｗｉｌｋｅｙ，一家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商。从2005年起，在美国众议院关于中国经济的听证会等一系列公开场合，人们不断看到Ｗｉｌｋｅｙ的身影。Ｗｉｌｋｅｙ说，从2000年后，他的客户越来越少，转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惨淡的形势令Ｗｉｌｋｅｙ觉得，国际贸易似乎对美国的制造业并无好处，自己可能难以赢得和中国同行的竞争。Ｗｉｌｋｅｙ希望，保尔森的游说活动，能够帮助他实现几年来奋斗的目标——让人民币升值，越快越好。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现象是：全球储蓄供大于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已由过去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借入资本，以维持贸易和经济的增长。在这过程中，引发了美国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汇率的多种争端。

　　但在12月14日的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上，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似乎不再是这次对话的主角，双方希望以一种互相妥协的姿态，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妥协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中国对美国同样有很多要求。在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文看来，中美之间解决贸易争端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对话，最愚蠢的办法则是采取实际的贸易报复行为。毕竟，“乘以13亿倍后，任何东西都会很多。”

　　在“妥协”中寻求胜利是永远不变的底线。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说，面对世贸规则，商务部鼓励“会哭”的中国企业，不鼓励沉默的孩子。

　　区域间平衡：跨国公司的“西进”运动

　　9月底，长沙迎来了几位贵宾：家乐福全球总裁杜哲睿、百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敬轼、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等近百位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用湖南省副省长贺同新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平时花钱请都请不来的。商业眼光苛刻而锐利的他们，中部长沙之行的目的显而易见：探询中博会背后尽可能多的商业机会。

　　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坦陈，对于企业而言，产业转移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哪个地方的成本低，企业就会向哪里转移。“向中部转移的决策使联合利华企业综合成本下降了32％。”尝到产业转移甜头的曾锡文甚至幽默地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可口可乐公司也打算将国外一些非碳酸饮料工厂搬迁到中部地区。

　　“由南向西北的产业转移路线始终在扩展。比如说香港向广东，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有专家分析认为。而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就是，已经基本饱和的东部地区生产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客观上促成了企业和背后产业的“西进”。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两极三区一地”的格局：“两极”指北京、上海，“三区”指分别以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都市圈，“一地”指的就是有可能连接中亚的中西部。北大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曾表示，“这种格局代表着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贫富间平衡：“新福利大厦”奠基

　　直到2001年前，长沙一家国企的王科一直认为自己会在厂里干到退休，领养老金。但是，他在这一年下岗了，领了2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从此他的养老金、医疗费等等与这个厂再没有关系。

　　这不是王科一个人的遭遇。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到2004年底，国企下岗职工为153万。在许多国企已经停产破产的情况下，不光是养老金已经无法靠企业单位解决，住房、公费医疗等等原来由单位来筹资解决的问题，都难以为继。

　　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福利大厦”？在2005年开始的市场化反思中，它的每一个构件被纳入政府和民众的重新检视之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低保。

　　2006年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我们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由此有了新的设计理念。

　　因此，或可以把2006年视为中国“新福利大厦”奠基之日。在这一年，最重要的福利制度，包括城市住房、城乡教育、城市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养老保险等，都被纳入重新设计的再改革日程中。

　　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福利大厦”再造的关键时期。此时，我们有了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