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社会化救助 寻找“翘翘板”平衡点

　　本报记者 阎永纬

　　辽宁省大连市救助站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支“街头救助劝导队”；第一家驻救助站职业介绍所；第一条网络寻亲热线；第一批心理矫治救助辅导员……

　　在流浪乞丐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大趋势下，大连是怎么做的？他们在救助理念上有

　　张军，大连市救助站救助接待科科长。

　　“恩将仇报”的大有人在

　　天一冷，救助站可忙死了。24小时上街转，边角旮旯都得找遍，不能让一个流浪汉冻死在街头。

　　截至12月11日，我们站接待了3923人，实施救助3682人，其中救治危重病号106人，精神病患者129人，护送返乡82人，介绍工作232人，安置到敬老院6人。

　　你见过虱子会飞吗？你相信我们把流浪汉送到医院抢救，通知家属后，家属不仅不感激还要起诉我们吗？这些都是我们碰到的真事。

　　真正的乞丐，脏得虱子都往外蹦，身上的怪味顶鼻子。如果碰上死倔的“精神病”，你帮助他，他不仅不接受，还往死里反抗，那劲儿大得好几个人都按不住，急了还咬人。你看沙发上掉的这块皮子，老厚的猪皮都能咬掉一块。

　　大连民风淳朴人善良，要饭的一伸手，市民就不好意思不给，因此外地来的乞讨者就多。

　　我们救助接待科有11个人，专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接待和护送返乡等工作。2006年，我们为所救助的90%以上的病号和精神病患者找到了家，并把82人送到家，走了大半个中国。

　　我们做这项工作，最大的安慰是看到亲人团聚时悲喜交加的一刻，但“恩将仇报”的也大有人在。一次我们费尽周折查到一个流浪者住址，坐了两天火车护送到家，亲属竟然连正眼都不看我们一眼———流浪汉本来就是被亲属撵走的，你给送回来了他能高兴？

　　苦脏累险对我们这些搞救助的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最难的是规劝那些整天衣衫褴褛荡在街头的职业乞讨者。按规定我们只能规劝，但他们根本就不听，跟你打游击，你去他就走，你走他又来。有一个职业乞讨者，我连劝了9个月，他才“大发慈悲、自愿返乡”。

　　罗力彦，大连市人大代表、律师。陈德惠，大连市资深律师。

　　“施舍文明”应对职业乞讨

　　罗力彦：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大连市各级政府加大救助工作的力度的同时，流浪乞讨“翘翘板”的另一头却翘起———职业乞讨现象增多，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

　　要平衡这个“翘翘板”，单靠政府或只规范流浪乞讨行为本身很难奏效，在法律政策一定的情况下，从文化层面入手，通过倡导“施舍文明”，对于减少职业乞讨现象或许会更有效。

　　“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无着，救急还来不及，侈谈什么施舍文明！”这是反对者回击“施舍文明”的最尖刻用语，也是“施舍文明”概念至今在中国没有公开出现的缘故。如今，在乞讨与救助这对矛盾中，如何做好救助管理工作仍是主要方面，谈“施舍文明”似乎有些背时，有被群起攻之的危险，但必须有人冒这个风险才行。

　　陈德惠：我们在承认乞讨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被乞讨者的权利问题。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乞讨者属于弱势群体，如果一个穿戴很体面者当众拒绝施舍，往往被视为抠门、缺乏怜悯之心甚至是不人道。

　　如此沉重的帽子，凡是知荣辱的人，都不愿意将它戴到自己头上，这就是施舍者常觉得“尴尬”的原因，如此一来，人们拒绝施舍的权利被变相剥夺了。

　　杨福斌，大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

　　救助社会化如同一张网

　　11月，大连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社会化的工作意见》，流浪乞讨人员可以就近到所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或社区服务站的救助服务窗口寻求救助。这是大连市救助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和特点。

　　将“救助劝导流浪乞讨人员”纳入社区工作内容，建立以街道为依托，以社区为基点的基层救助服务网络体系，既不增加相关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又能充分发挥社区点多面广的优势，全面及时地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从而达到进一步净化城市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按照意见的要求，街道和社区要设立救助服务窗口，为流浪乞讨人员设立捐赠箱，接受捐赠，还要做好救助法规的政策咨询和解释，联系或转送流浪乞讨人员到市或区市县救助站接受救助，联系公安派出所救治本辖区流浪危重病人。

　　这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最好方法，虽然流浪乞讨人员的相对数量很少，但因为他们分散在社会角落，要想发现和救助每一个人，就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救助管理社会化，就是要扯起救助的天网。

　　乞讨的前提是有人施舍，施舍者不可能了解乞讨者的真实情况，往往被表面的可怜相所打动。岂不知，施舍的钱财可能被职业乞讨人员用于奢侈，与施舍意愿南辕北辙。

　　现在大连市社会化救助组织网络已经建立，无论是政府救助机构，还是社会慈善组织，都接受社会捐赠，也能够按照捐赠者的心愿支配善款，并将每一笔支出都向社会公示，市民完全可以放心捐赠。通过正当的捐赠渠道表达善心爱意后，再在街头上遇到乞讨时，心态或许就会平和多了。

　　本报大连12月27日电

　　采访手记

　　不想战胜乞丐的城市

　　2005年5月初，一部旨在加强流浪乞讨管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行政规章草案———《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提交到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这个草案将某些区域列为“禁讨区”。

　　然而，这个尚未签发的“禁讨令”经由媒体披露后，引来漫天评论，也引起大连城市管理者更深刻的思考：在城市管理必须以人性化管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今天，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城市管理与被管理者始终是一对矛盾，应该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又经过8个月调查研究，2006年1月，大连市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改善救助工作，对火车站、客运港站、机场周边以及主干道、广场、三星级以上宾馆、旅游景点周边等区域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重点救助，在恶劣天气及重大节日期间实施主动救助，对不愿意接受救助的应将其劝离。

　　有人因此评论，大连是一个“不想战胜乞丐的城市”。从拟设“禁讨区”到开展重点救助再到今天的救助社会化，不仅是城市管理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且是执政理念的升华，其意义远大于管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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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等消失还是积极迎战

　　流浪乞讨与政府救助之间好似一块“翘翘板”，一头用力过大，另一头必然翘起。大连市试图通过寓管理于救助服务来实现两者的平衡，这种对救助管理社会化之路的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

　　即使在发达国家，流浪乞讨也并不罕见。可以预见，流浪乞讨现象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并不断引发社会问题。尽管政府职能应该被限制在必要的最小范围内，但政府有义务解决社会因种种原因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可能坐等它自然消失，而是要采取积极姿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制度化手段妥善解决流浪乞讨的社会问题。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