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预算监督遏制另类“官煤勾结”

　　只有让预算约束“硬起来”，那些在预算监督之外的“财政富有”，才不会借助预算约束不严来瞒天过海，才能将政府行为置于公众最大程度的监督之中

　　法治观察

　　贺方

　　就在人们对部分官员以权力“干股”形式行“官煤勾结”之实进行口诛笔伐时，另一种“官煤勾结”正在悄然上演。据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几年前，忻州煤矿安监局还四处租房办公，而且工作人员也大都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现在该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

　　如果说安监局工作人员办公条件和住宿条件的改善，完全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得来，实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据知情人透露，建设资金中有一部分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忻州市宁武县某乡镇就“借给”该局5万元。而被该局监管的宁武县的一煤矿，则花了35万元购买了该局的一些旧的办公设备，更为“巧合”的是，在该局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节节高升的同时，近两年来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在忻州。

　　不能仅仅以巧合来解释问题，虽然在缺乏“真凭实据”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认定有关单位向煤矿“借钱”的事实与矿难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对于辖区内矿难频繁发生的现象，至少有监管职责的当地安监局在行政上存在相应的过错和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当地安监局没有“借钱”式“官煤勾结”，仅仅是行政上的失职或者过失，人们也会很容易在矿难和办公条件改善之间建立起必然的逻辑关联，怀疑起当地安监局是否存在“监守自盗”的情形。

　　法治社会的推进需要权责相当，以如影随形的“问责制”来遏制权力的滥用和“不用”。但问题是，当某一责任的发生，与至少两种以上的原因可能发生逻辑上的关联时，但公众又因知情权的匮乏而无从知晓为何者时，法律上的“问责”程序其实是虚置的，因为无法“有的放矢”的问责只能是流于形式，以至于成为权力者逃避责任的最好方式。

　　公众的预算监督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预算“软约束”之下，公众是无从得知安监局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的改善，究竟是出于预算“软约束”所导致的“预算浪费”甚至“预算奢华”，还是安监局“假公济私”地以“监督查处权”和被监管对象做“权钱交易”。也只有将这两种情形进行严格而有效地区分，另一种“官煤勾结”才能通过这些表象浮出水面，为公众监督提供一个一针见血一剑封喉的机会。

　　虽说整顿“干股”式“官煤勾结”并没有取得成效显著的治理效果，但以“干股入股”毕竟是一种风险极大的“顶风作案”，这种情况下，“官煤勾结”的“变种”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这种疑似“借钱换监督”的消极“官煤勾结”，其实质危害性并不比真正的官煤勾结更小。而且，如果说积极的“官煤勾结”还可以通过约束权力来进行有效治理的话，这种“疑似病例”只会遭遇“非典型”的问责，当然问责的力度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只有让预算约束“硬起来”，负有监督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的改善，才能置于公众最大程度的监督之中。也惟有如此，那些在预算监督之外的“财政富有”，才不会借助预算约束不严来瞒天过海，从这个意义上讲，预算约束的强化虽然不至于消除“官煤勾结”，但也不至于让负有监督职责者，在“名修栈道，暗渡陈仓”中让“官煤勾结”不断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