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以不变应万变

　　中美在首轮战略经济对话的握手让各大媒体慨叹：中美已“处于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婚姻层次”。

　　【述】中美关系以不变应万变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张焱宇

　　 一路走过惊涛骇浪、柳暗花明的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006年的暖冬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6岁末暖冬，北京城中忙着辞旧迎新的人们感受的是一个“暖”字；专家学者评述早就过了而立之年的中美关系，众口一词说的是一个“稳”字。已有34岁的中美关系犹如一个成家立业即将生子的小伙子，这一年，面对春夏秋冬四时转换，增了一些稳重，添了几多成熟；365天，笑看风霜雪雨风和日丽，吟对的始终是同一首承载着责任的歌谣：以不变应万变。

　　“利益攸关方”不变更

　　年初开始，美国国务院拉启了“沙场大点兵”的幕布，从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美国在台理事主席薄瑞光到其麾下的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负责中美关系和两岸事务的外交官，清一色都是新面孔。

　　素有对华政策“总设计师”之称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6月19日挂冠而去，更引得专家学者们也加入媒体的和声，陷入忧心忡忡的梦魇：随着这位布什政府中“唯一从战略角度认真思考并肯花大力气”来构建美中关系的高级官员离去，他一手构建的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根基的美国对华战略新框架，恐将动摇甚至坍塌。

　　时至今日，这些担心在时光老人的见证下显得甚为可笑，佐利克去职并未冲击美国对华既定的政策框架。因为，它不仅得到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赖斯的肯定，成为美国外交团队的共识，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中国军力报告》中都得到确认，而且，也被柯庆生、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发扬光大。

　　战略对话不退反进

　　9月19日，保尔森以总统特使身份访华，议定中美两国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双边最高规格的磋商机制，给为中美关系好坏而惶惑的人们吃了颗定心丸。

　　11月8日，美国国务院第三把手——副国务卿伯恩斯重续中美第三轮高级对话，主导性议题已超越双边扩展至全球战略和地区热点问题。

　　12月13日，保尔森率领令世人咋舌的美国历史上少见的“超豪华”阵容——7名部长级官员加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与吴仪副总理共同开启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中美两国保持可持续增长到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双方沟通对话。

　　难怪世界各大媒体同声慨叹，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睛和耳朵”；双方观点的相似，标志着中美已从寻找共同利益迈向建立共同观念的更高层次。

　　布什的决心不动摇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白热化，中美两国政治家也在担心，选举效应作用下的议员们会大肆炒作中国议题，施压美国政府向中国频繁挥舞“负责任”的大棒；选举后由红变蓝的美国国会将在新议长佩洛西的率领下借“中国问题”挑战布什。

　　面对 “舒默-格雷厄姆议案”这把一再进入美国国会表决倒计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商人们开始惴惴不安：如果人民币不大幅升值，美国就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令中美经济这对“连体婴”唇亡齿寒。

　　然而，中美两国元首年内3次会面、5次热线电话，以及各个层级的双边交流机制，在频繁互动中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两国领袖对双边关系攸关两国、亚太乃至世界局势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都令布什总统牢牢把握着中美稳定合作的基本方向。

　　【言】“利益攸关方”并非现在时

　　 “利益攸关方”的提法不是美国的战略共识，而是反映了美国对处于转折点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期望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孙昭钺报道 当今的中美关系中有三个最主要的问题：经济贸易、安全（包括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以及价值观。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点。那么，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国内是否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对华政策呢？经历了佐利克辞职、中期选举等事件的中美关系是否会在未来面临更多挑战？

　　中美关系处于转折点

　　孔哲文认为，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尚未达成一致、稳定的战略。虽然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并没有随着佐利克的辞职而人走茶凉，但佐利克并不是说中国已经是个利益攸关方了，他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方，进入当前美国作为最大利益者的国际体系。但美国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结果的过程：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利益攸关方，也可能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固有规则。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本身不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共识，而是反映了美国对处于转折点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期望。

　　对于可能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三个因素：经济贸易、安全、以及价值观，孔哲文说，“它们好像一张桌子的三条腿一样，而且目前是不平衡的。中美在安全问题上的对话比较少，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比较大，而经贸方面两国关系很密切，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但是，两国在经贸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矛盾，而这些矛盾会因受另两个方面影响而给中美关系带来变数。所以中美应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对话， 加强安全和政治方面对话将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傅高义也特别提到中美经贸摩擦，认为它会受到中期选举的影响，可能将愈发上升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中期选举中取胜的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中包括工会等组织，他们对劳工失业、贸易赤字等问题尤为敏感，会对华施加一定压力。

　　至于安全方面，傅高义指出美国认为中国军事缺乏透明度，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人权问题现在已经淡化了，不会使两国关系有太大变数，虽然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强调这个问题。

　　在接触中磨合

　　虽然前景尚不明朗，但中美两国都已经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在积极地应对中美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这使中美关系显示出其稳定的一面。孔哲文指出，最近十年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已经渐渐放弃了遏制，而是实行接触政策。

　　产生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主流政治、利益集团认识到中国虽然和美国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是敌人，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相反，在核不扩散、贸易、中东问题等方面，两国得以合作。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看来是中国有了很大进步，而在六方会谈中，中国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美国认识到想要遏制中国是不现实的，美国不可能完全排斥中国，也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再加上伊拉克牵制了美国很大部分精力，美国没有余地把战略注意力放在东亚。傅高义认为，“在美国对华接触的同时，美国认为中国也在认真思考着它的对美政策。”

　　【策】中国对美应“有退有进”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时殷弘

　　 在关键利益上不对美国做单方面的重大退让，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有保留地“迎合”美国的某些立场或要求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近一年多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战略大体恰当，而且无疑应当继续下去。

　　一方面，中国要坚持维护自己在各方面的紧要利益，不对美国做单方面的重大退让，同时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要持之以恒地防止美国形成较强烈的被挑战或被利用感，高度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较快增进的在经贸、能源以及军事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积极谋求战略性的增信释疑，必要时做出适当的妥协举措，逐渐增进合理的和可承受的“责任”承担。

　　与此同时，中国应尽可能发展中美之间的互惠经济交往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包括经仔细权衡之后，在更多的一些问题上更大幅度、但仍有重要保留地“迎合”美国的某些立场或要求。如此可以维持和增加美国在阻滞中国崛起方面的犹豫和无奈，尽可能促使它较多地对华协调与合作，争取它逐渐在较大程度上适应中国的发展。

　　总之，中国要以积极和复杂的政策体系去对待重大发展中的复杂的中美关系，以便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使这一时期里的综合外部环境愈益优化而非恶化。

　　长期来看，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下去为前提，基于“权势转移”的“格局转换”愈益有可能实现，即由中美分享不同优势取代广泛的美国单边优势。中国应以其基本战略以及中美战略对话促进这一历史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