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赶“走鬼”出城是“逼良为娼”

　　据广州市媒体报道，因为在广州市违法犯罪案件中，有80%的涉案人员是外来人员，有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严重影响了城市整体环境。因此广州市拟“抬高进入广州低素质人口的进入门槛”，以“堵”的方式对待外来人员。

　　以户籍为门槛，将“走鬼”区分对待，有评论认为这是典型的人权歧视。我在这里不想再谈公民身份歧途问题，只想就“走鬼”的谋生方法，其利弊加以分析。

　　生活在城市的外来民工，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没有联合起来闹事，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要优惠政策，没有坐等靠国家的扶贫款来帮助他们，他们艰苦奋斗，自主创业，他们不偷、不抢，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早出晚归，在城市夹缝之中谋生活，供一家人糊口、供子女读书，给国家和社会解决了多大的困难！他们的品行何其让人敬重！

　　外来小贩不偷、不抢，靠贩卖红薯、瓜子之类维持生计，靠养家糊口来维持生计，在赚取微薄利润的同时，也给城里人带了方便，利己利人，没有给国家增添负担，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没有将自己的困难推给国家与社会，这是一种有骨气的表现，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有关部门用“堵”的方法，阻断他们的生存之路、砸烂他们的饭碗，置他们的生死而不顾，把他们阻止在社会的救助门槛之外，还要把他们赶出城市，剥夺他们谋生所仅有的一点权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具体体现吗？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难道当地政府的权只是为有当地户口的公民所用，利也只是为有当地户口的公民所谋？而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民”在中国国内是有区别的，权和利只是为部分“民”所用和谋的？如此设置城市的门槛，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力，会不会把他们逼上绝路，进行偷盗抢劫的勾当，这是不是“逼良为娼”，把他们赶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恶化社会治安，威胁到其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是不是一种因小失大、鼠目寸光的做法？

　　“走鬼”当然要管，但是管了这么多年，“面貌”依旧，“走鬼”依然，不见成效，看来“走鬼”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既然其存在有其合理性，那么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给其一块生存空间，有关部门再规范管理，使“走鬼”不再当“走鬼”呢？在取缔“马路经济”、治理“走鬼”乱摆卖的同时，区别对待各类“走鬼”不失为一条有效方法：因为“走鬼”一般都是资本小、家庭困难的人员，或是下岗职工，是社会弱势群体，是需要全社会予以共同关心的群体，他们不可能拿出大笔钱来租楼租房，办理各种证件，搞大规模经营。试想，谁愿意整天像小偷似的，被人赶来赶去？谁不想当个正正规规地老板？谁不愿意搞合法经营？只是因为资金困难，只好与政府打起游击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此，政府要从关心他们的角度出发，真正帮助他们“安营扎寨”，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合法经营，而不是把他们当“走鬼”这样的惩罚对象赶来赶去。因为他们是城市生活中的困难者，是政府要扶贫的对象，是困难群众，因此政府应该从这里入手，采取“既堵又导”、“既封又抚”的灵活政策，如在城市中居民较多的地方，在不影响公众出行的地方，开辟一些免收管理费的马路市场，定出准入条件，固定经营场所，适当收取一点儿成本费等，让一些下岗、再就业难的人进驻谋生；而对于违纪乱摆卖的，处以重罚等。做到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区别对象而不是一刀切的做法，可能更受市民的欢迎。这样既有利于搞好卫生环境，同时也方便群众的购物心理，又能避免造成高峰期拥挤塞路、污染环境的现象，又方便有关部门管理。既解决了“走鬼”的经营问题，也是政府解决市民再就业和扶贫的问题，更有利于社会治安和创建和谐社会，实为一举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