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权力品质岂能淡忘“布衣本性”

　　写下上述文字，是想说，在构建公平社会、和谐权力以及良性互动的官民生态的今天，权力越来越意味着责任、公正、公平、效率、热情和真诚。义无反顾将民生需要、布衣情绪纳入行政视野，纳入当然职责，可是，当看到深圳发生的这件事情：民工张百宁因辞职后拿不到押金和当月工资，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认为该男子未能提供有效证明而不予受理。男子为出口气逐拆走仲裁委员会的招牌步行一个多小时带回家，律师认为，男子此行为明显过激，相关部门可向他要回招牌时，笔者却有一种难言的酸楚。

　　不妨看看张百宁的维权路径：去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办上访，信访办则建议他到福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福田区仲裁委则以张百宁“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与被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张百宁找到福田法院。法院建议他先行到劳动部门进行仲裁调解。张百宁再次到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信访办上访，并要求深圳市仲裁委对他的情况进行仲裁，但一直没有回音。一年过去了，张百宁又一次向福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裁决仍是不予受理。最终，张百宁通过福田法院将百分百实业公司告上法庭，但法院以他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律界定的60日的仲裁时效，驳回了张百宁的诉讼请求。

　　也就是说，张百宁两次找到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信访办，两次找到福田区仲裁委，两次找到福田法院，都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拒绝。

　　一件微小的劳动纠纷，为什么民工兄弟正确的维权通道，理性司法诉讼，得到的却是处处碰壁。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信访办接受到了民工信访，有没有将这种信访按照正常程序受理、记录在案，认真反馈，向被信访单位下发信访函，责成信访处理结果。如果信访触觉延伸到了百分百公司，我想这个小问题应该能够顺利解决。

　　再说福田区仲裁委，张百宁手里明明具有“自己的工作证，翻开背面，上面却盖着百分百公司的公章”，这就足够证明他和百分百公司构成了事实合同和劳动关系，为什么“福田区仲裁委认为他提供的证据上未盖有百分百公司的公章，因此不予认可”呢？弱势群体的证据能力非常有限，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受侵害事实”，仲裁委就没有理由拒绝受理。如果非说盖有公章的工作证不是证据，人们就会认为，福田区仲裁委的拒绝仲裁，是不是一种“变相保护伞”，或者是一种故意刁难。

　　至于福田法院，第一次要求调停也许是合理的，可拒绝立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将“60日仲裁时效”的法律精神告知张百宁，为他提供一定的法律救助，否则，这位民工兄弟不会如此愚昧，白白错过诉讼时效。

　　笔者不愿意说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信访办、福田区仲裁委、福田法院患有“权力冷漠症”，可一位底层农民工，当他将最有可能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政府机构顶礼膜拜、无限信任的时候，当他将足够证明自己委屈、不平的证据摆到有关部门面前的时候，为什么得到的却是想方设法的公权推诿、“拒绝受理”，堵截、冷脸、懒政。这时候，调停需要和证据需要显得振振有词，而唯独忽略了农工兄弟四处求援碰壁的痛楚心情，忽略了弱势群体受辱而无人撑腰的沉痛心理。怨不得民工会采取极端报复方式，就连笔者在内的很多网友，都对这种民工兄弟抱有同情心理，而对公权部门的“嫌弃贫穷、冷落民生、缺乏布衣本性”的权力品质感到羞耻。

　　让人不解的是，当民工兄弟采取了极端维权措施（当然，民工不应该这样做），政府的行政力量却一下子严肃起来了：仲裁院林院长称，“这肯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并表示派出所已经立案，相信公安机关的公正和破案能力。用所谓的“政治事件”对民工兄弟戴大帽子，实施严肃处罚，软弱无力的行政作为瞬间行动复活，而唯独淡忘了自己曾有的作为虚无，这是不是权力的欺软怕硬、恃强凌弱。

　　笔者想到了曾任深圳市长、现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要求全省干部转变“官念”的行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于幼军引用《孟子》名言对政府的“诚信缺乏症”，决策草率，朝令夕改；“大局淡化症”，一事当前，先从小集体利益出发，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有利的就争，有麻烦的就推，有困难的就躲；“服务冷漠症”；“效率低下症”进行了严肃批评，依此观之，深圳市的这些公权部门也患有同样的“官念疾病”。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政府部门的经济、物欲意识可以增强，但内在的服务本能、公仆本能和“守夜人”的本能更应该得到强化，赋予权力布衣本性。因为任何权力最终都要服务于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不闻不问、雪上加霜不仅会极化矛盾，也会让权力品质受到质疑。

　　年关将至，农民工讨薪、维权会再度成为社会热点和政府难题，希望各地政府职能部门多增强“布衣本性”，少些霸王情结和懒惰情绪，切实将民生和弱势群体的需要当作政府工作的重要核心，杜绝上述行政不良。（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