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文件设限就是对权力设限

　　仅2006年以来，永年县法制办对该县60多个单位和部门制定的其中10多件、50多项没有法律依据或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文件或条款，提出了予以撤销或修改意见，均被县政府采纳（据2006年12月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人民日报》也曾在同一版面上出现过两则新闻：一则是“郑州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保鲜’”，给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了有效期，“寿命”最长不超过5年；另一则是“乌鲁木齐严管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如果没有向社会统一发布，将被视为无效文件，市民以及法人组织都可以拒绝执行。

　　读罢新闻，给人的感觉有二。直观上看，对红头文件加强规范管理，特别是对文件的前置审查、有效期、内容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作了明确的规定；其次，从非直观看，严管文件的背后，说明年复一年、久而久之的文件，已堆累如山，并到了存在不再适用等问题特别严重的地步了。有资料显示，公安部2003年9月组织开展全国性公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活动，清理出现行有效的公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871件，经研究，决定保留558件，决定废止1077件，决定修改164件，修改和废止的比例达到了66.3％。

　　长期以来，各地、各部门在没有前置审查的制度的情况下，文件一旦被制订，只要没有明文规定取消，文件的效力便自动延续下去。时间一长，制订出台的文件就越来越多，也难免使一些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之间的规定，中央文件与地方文件之间，都有可能存在着与上位法、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文件相互“打架”的现象，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暴露出不少问题。

　　更何况，过去处于信息不畅的传统环境年代，普通公民又没有相对的听政权、知情权。加上争取和实现部门利益，部门内部监管形同虚设，好多文件成了行政权力机关“内部操作”的游戏规则。而公民只有不折不扣地履行文件规定的义务，很难发现或发现不了文件的不当之处，即使发现了这个部门与那个部门之间的文件“打架”，不到问题特别严重时，一般苦水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吃点亏算了，照样老老实实地“遵旨”。特别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谁对文件丝毫“不忠”，敢“多嘴”半句？都有可能丢掉“饭碗”，个别的让你受皮肉之苦或牢狱之灾，甚至付出“掉脑袋”的代价，这种事情并非罕见。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订文件，等于对人、对事、对物立了规矩，操作起来最起码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依据，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问题是，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文件太多、太滥和过时，难免有时让本身就不规矩的文件带“病”实施，按章行事。再说了，这个规矩那个规矩立得太多，很容易造成规矩随意化，公权扩张化，甚至公权私用，助长了一些地方、部门集体和管理者滥用职权。而普通公民的私权则受到相应限制，自由空间受到挤迫，正当、合法的权益也就受到不规矩文件的侵扰。

　　可见，不适用的文件太多、太滥，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让公民“感冒”，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抵触情绪，甚至采取不理智的过激行为，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消耗了地方、部门的公共行政管理资源，增加了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成本。

　　可以说，一般地方、部门正当的行政权力，都要通过法律授权和文件规定这道程序，才能行使相应的职权。如果规范性文件不规范，连文件的寿命都不设限，那就等于相当一定的公权缺失规范的制约和监管，少数地方、部门便拥有更多超出正当范围的权力，从而使权力随着文件的递增而膨胀，机构也变得越庞大。实际上，对文件设限就是对权力设限，郑州和乌鲁木齐规范文件的规矩，无疑是卡住了治理权力扩张的源头，也是民主与法治经历了长期实践的检验，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看来，红头文件要规范很重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权为民所用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