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外交官亲历2006中国外交（二）

　　一年时间里，中俄双方共同举办了300多项“俄罗斯年”活动，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项活动

　　我为中国“俄罗斯年”工作的日日夜夜

　　欧亚司孙亮

　　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中俄两国元首确定互办“国家年”活动，不仅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我国对外交往中史无前例的一次创新。这次涵盖政治、经济、人文、科技、军事等双边合作各个领域的中俄“国家年”活动，涉及范围广，活动规模大，参与层次高，反映出中俄关系非同寻常的高水平，体现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携手共进”的愿望和决心。互办“国家年”，其宗旨是增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加深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以进一步推动中俄关系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中俄“国家年”中方组委会秘书处的青年外交官，我有幸成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中俄“国家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上的密切关注。中俄“国家年”中方组委会下设秘书处和10个工作组，成员单位上百家。设在外交部的秘书处负责确定活动项目、对重要活动政治把关、组织落实、与俄方和中方各工作组协调、筹办会议、起草文稿等一系列工作，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必须一丝不苟。秘书处人手有限，一个人要负责两三个工作组及与各组相关的组织、联络、协调、督办等工作，从写作、办案、与俄方交涉到中方内部的统筹协调。这不仅需要超强的业务能力，更要有相当强的组织规划能力以及绝对的自信心和心理素质。为了圆满完成这项光荣的使命，我和身边的年轻外交官们，承担着比同龄人更重的压力与责任，经受了更多的考验与历练。

　　一年时间里，中俄双方共同举办了300多项“俄罗斯年”活动，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项活动。其中，“中俄友谊之旅”大型跨境采访报道活动历时最长、规模巨大。中俄9家媒体组成40人的联合采访团，驾驶13部汽车，走访中俄27座城市，历时45天，横跨欧亚大陆1．5万多公里，圆满完成了这一弘扬中俄伟大友谊的“长征”。记者朋友的大量报道，在两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项活动并非由外交部主办，但从保障“俄罗斯年”活动成功及中俄关系大局出发，外交部各级领导多次约见俄驻华使馆官员，并先后3次照会俄方，请俄方确保中国采访团人员、车辆和器材顺利进入俄境及在俄人身、财物和交通安全。为在照会中提供尽量详实的信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曾无数次打电话向主办方催要人员、车辆、设备清单，甚至细致到车辆发动机号、驾驶证俄文公证、礼品明细和随身钱物等无一漏项。主办方筹备工作繁多，让他们挤时间准备这么细的东西，自己都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同事也调侃说我是电话催债的现代版“黄世仁”。但事实证明，充分的准备工作确有实效，俄方对采访团给予了超规格的重视和礼遇，其通关时间创俄办理入境手续最快纪录，俄警方为车队提供的警力护送也创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纪录，这让我们拿着“红皮护照”的外交官也望尘莫及。采访团行期一个半月，我每天都在跟踪行程，上报情况。虽未随车队同行，却感觉亲身经历了这个45天的“长征”。

　　儿时对未来曾有许多美好憧憬，当外交官就是其中之一。外交官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神圣”、“风光”和“美誉”。不知不觉我已工作7年有余，体会更多的却是责任，感触更深的是辛苦，看到最多的是忘我工作，学到最多的是无私奉献。“俄罗斯年”活动搞了一年，同志们也就整整辛苦了一年，平日里加班加点如同家常便饭，牺牲周末、假期更是屡见不鲜，很多人还主动放弃了进修、深造和出国常驻的机会。有人父母生病无暇照顾，有人子女上学没法接送，有人生孩子前一天还在加班，有人因工作繁忙一再推迟婚期，还有人年逾三十尚未成家，原因简单到只是没有时间去交朋友。这些都是我身边的青年外交官，他们对家庭或许尽责不够，对自己或许过于苛刻，但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却是全心投入，无怨无悔。对伟大祖国充满无限热爱，对外交事业倾注毕生执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幸福安康而鞠躬尽瘁、无私奉献，这就是中国外交战线上每一位外交官的真实写照。

　　峰会的宗旨、日程、议题、成果、程序，甚至会场背景、旗帜摆放、领导人座位及合影站位等等具体事项，都需要精心设计，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报上级批准

　　为参与创造历史而自豪

　　亚洲司白天口述本报记者王冲整理

　　2006年10月30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10个东盟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齐聚南宁，与温家宝总理共同出席纪念峰会。这是首次在华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级别高，规模大，重要性不言而喻。

　　白天，外交部亚洲司区域合作处处长。2006年3月一上任，承办峰会的任务就落在他的肩上。筹备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让他连续奋战了8个月。

　　峰会的宗旨、日程、议题、成果、程序，甚至会场背景、旗帜摆放、领导人座位及合影站位等等具体事项，都需要精心设计，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报上级批准。有些还需要与东盟充分协商后才能定下来，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从3月开始筹备到10月底峰会召开，白天几乎天天加班。“外交工作事关国家利益。任何一项重大外交行动，都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要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才有可能做好。”白天说。

　　发表《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是峰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从起草到磋商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最后经过两轮司局级磋商，并报给各自政府批准后，声明文本在送印前还需各方最终认可。白天和他的同事通过电子邮件与东盟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反复核对。“有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包括一个标点符号，经过来回商讨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白天说。

　　奔赴南宁前的那个夜晚，精心准备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文本终于印刷完毕。再过两天，各国领导人就要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白天打算10时多就可以回家。这时发现，由于技术原因，声明中的一页纸稍微印歪了一点。白天没有丝毫犹豫，决定重新送印，结果一直忙到凌晨两点。3个多小时后，白天就出发前往首都机场乘飞机赶赴南宁。

　　为办好纪念峰会，国务院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白天所在的政治组承担了峰会政治设计、撰写政治文件、讲话稿、简报等工作。临近峰会的3个月内，政治组共撰写筹备工作简报22期，各类讲话稿37篇。

　　尽管几个月来一直精心准备，峰会前还是出现一段插曲。29日晚上9时多，距双方领导人签署《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东盟秘书处的官员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东盟国家提出在双方文本中该国总统的名字写法不正确。“声明文本早经各国反复认真校对。这时候再提出此类问题的确让人有些意外。”白天说。但事情一刻也不能耽误。在汇报上级同意后，迅速和东盟方面连夜碰头，讨论修改事宜。如果修改，双方声明文本就得重印。东盟文本用的是A4普通尺寸纸张，重印相对简单，可中方文本用的是我专用条约纸，普通打印机无法印刷。好在白天和同事们已准备好了预案，请广西外办事先指定了南宁当地最好的一家印刷厂负责。印刷厂的工人接到任务通知，准备印刷。

　　这时，东盟秘书处官员在随身携带的历史文件中发现，在东盟以前公开签署发表的文件里，该国总统姓名与声明文本的写法完全一致。再与对方联系确认，苦等两个小时后，得到了最终的答复：可以不改。

　　虚惊一场后，白天长出一口气。看看表，已经12时多了，赶紧睡吧，明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10月30日，中国—东盟纪念峰会开幕，一切如设想的那样进行，没有出现差错。在纪念峰会会场，白天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坐在中方代表团最后一排。目睹为之付出几个月努力的峰会在眼前变为现实，聆听温总理与东盟10国领导人共商中国—东盟合作大计，作为外交部亚洲司主管中国—东盟关系的处长，白天内心十分激动，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峰会的筹备工作表示满意。李肇星部长对峰会组织工作的评价是“天衣无缝”，亚洲司也因此获得外交部颁发的集体三等功。

　　为筹备峰会，亚洲司、新闻司和礼宾司十几位接待人员放弃“十一”长假，提前赴南宁现场办公，一干一个月，平均每天都要工作17到18个小时，直到11月初完成全部接待任务后才返回北京。有位参赞级外交官因为工作过于劳累，导致右眼玻璃体脱离；有位同志因为长时间校对峰会外宣材料，视力严重下降……

　　“要做好工作，不付出怎么行？干好外交这一行，必须要有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这是做外交官基本的素质，也是做好工作的保障和动力。”白天说。

　　白天住得离部里并不远。可几乎每天晚上加班，家对他来说就像是旅馆，每天很晚回去，第二天一大早又离开去上班，回家与妻子吃晚饭都很少。“好在她很理解。她是外交官的女儿，知道部里工作的辛苦。”白天说到他妻子的时候，眼角有些湿润。

　　2006年5月29日，李肇星宣布外交部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领事保护机构——领事保护处诞生时，魏苇司长和刚刚履新的领事保护处陈雄风处长已为指挥东帝汶撤侨行动而几夜未眠……

　　领事保护无小事

　　领事司张佳铮

　　“尽管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但我们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这是2004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获悉11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身亡后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时隔两年多，总书记的殷切话语犹在耳边。

　　2006年，涉及中国公民、法人的领事保护案件约3万余起。其中，既有所罗门、东帝汶撤侨行动等为各界广泛关注的大事，也有大家看来平常的“小”事。而国内外领事工作者心中却没有大与小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涉及维护海外同胞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的都是大事，都要尽心尽力去做好。正如孔泉部长助理和领事司领导所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外交部领导对依法保护在海外我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工作高度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领事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牢记“领事保护无小事”。

　　非常幸运的是，在无数个“大事”和“小事”中，我成为其中的一名亲历者、见证者和实践者。2006年5月29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许是巧合，两件大事在同一天发生了。上午，在外交部A座7层，李肇星部长参加了一个简短的成立仪式，宣布外交部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领事保护机构——领事保护处诞生，他要求该处成为“外交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此时，站立在李部长身旁的魏苇司长和刚刚履新的领事保护处陈雄风处长眼睛已熬得通红，他们根据部领导指示，已为指挥关系200多名同胞生命安全的东帝汶撤侨行动而几夜未眠。当晚，这些同胞将搭乘中国政府包机飞回祖国。由于任务紧，全处没能照上一张“全家福”，因为此时，三分之一的处员正在领事司副司长黄屏、朱桃英的带领下，和干部司、亚洲司、新闻司的同志组成工作组，分赴东帝汶和福建厦门，处理撤侨和接侨事宜。

　　5月的东帝汶酷热难当，而当地的骚乱局势同样令人担忧，许多暴徒在街上烧杀抢掠，我在当地部分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堪忧。短短数日内，已有近200名华侨和中资机构人员到中国驻东帝汶使馆避难。使馆的条件非常有限，但全体馆员还是尽最大努力妥善安置来馆同胞。他们拿出使馆储存的所有食物分给大家，用嘶哑的嗓音反复安慰受惊吓的妇女儿童。他们还动员自己的家属，在使馆拥挤狭小的院子里昼夜查看照顾避难同胞。遗憾的是，没人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因为当时的情况太特殊了，同胞的生命安全就是全部，外交官们已经想不起别的事了。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始终挂念着远在赤道附近的同胞们。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唐家璇国务委员等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力保护我在当地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外交部启动应急机制，李肇星部长、戴秉国书记和其他部领导分别做出具体指示。领事司和部内外其他兄弟单位密切配合，周密部署。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0多名侨胞顺利返乡。

　　撤侨行动顺利结束，却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忘不了，走下飞机的同胞眼含热泪，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呼喊“感谢祖国”；忘不了，当朝夕相处的战友发来短信，告诉即将飞往骚乱中的国度时，心中涌起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份牵挂；忘不了，在国内日夜值守在电话机旁的同事们那红肿的眼睛，其中一位同志父亲刚刚去世，而他一直坚守到最后，才含着眼泪返回家乡……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领事保护工作者心中的“大”就是“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大局，而“小”就是日常工作中处理的每一起案件。同样是2006年，在6月一个平常的日子里，领事保护处的两位同志分别接到一封信和一个电话。

　　那封信是一位住在边远省份的家长写来的。他用多年积攒下的血汗钱供家中唯一的女儿到某国读书，而原本每月都要同家中联系的孩子却一年没有音信，老人万分焦急。接到此信的同志没有耽搁，立刻通知中国驻该国使馆。两个月后，在该馆同志的努力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终于找到这名学生并及时通知到她的家长。家长激动万分，再次来信写道：“感谢政府，感谢外交部。”

　　而另一位同志接到的是焦急的求助电话：一位正准备经欧洲某国前往德国观看世界杯的中国公民在该国正常入境时受阻。好在领事司和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早在世界杯开赛前就制订了应急预案，并在网上提前发布信息，一切都按预定方案进行。国内做出指示，驻该国使馆积极做当地有关部门工作，结果可想而知，在德意志球场欢腾的观众席上，留下了这位普通中国球迷激动的身影。

　　国内外领事工作者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同志，对他们来说，要走的路很长，要学习和思考的东西更多。从毛泽东同志到胡锦涛同志，几代领导人都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进步，提出了许多希望和要求。领事司在接受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时曾有一句感言：“荣誉属于祖国，责任相伴永远。”这正是领事保护青年工作者的心声。

　　峰会实际使用了中、英、法、阿、葡、西6种语言。不仅有同声传译服务，领导人使用的请柬、菜单也有专门的译文

　　外交部为北京峰会投入相当大

　　非洲司田林口述本报记者刘坤喆整理

　　田林，外交部非洲司中非合作论坛办公室副主任。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对非外交工作；1999年至2002年，任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随员、三秘；全程参与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筹备和召开。

　　由于专门负责报道本次峰会，记者对这一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的了解不能算贫乏。但是，从田林那里，记者却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北京峰会。

　　“这次峰会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对中非关系和峰会的高度重视。”田林说，“胡锦涛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出席了几乎所有相关活动，包括开幕式、迎接仪式、圆桌会议、向新闻界宣布峰会宣言；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二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了欢迎宴会和文艺演出。可以说，我国领导人以如此高的规格出席外事活动，在中非关系史上，乃至新中国外交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外交部对本次峰会的投入，田林用了三个字：相当大。“峰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下设了7个工作组，其中外交部直接负责和参与了政治组、礼宾组、新闻组、会务组、行财组的工作。中方还为每个代表团都配备了专门的联络员班子。参会的非洲国家一共有48个，观察员代表团也有20多个，这部分工作人员有二百多人。我们办公室是外交部专门负责论坛事务的，但全外交部的力量几乎都调动了起来。”

　　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比如，加蓬总统会用中文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刚果（金）副总统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热泪盈眶；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胡锦涛主席在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合作8项政策措施交口称赞，誉之为“胡锦涛计划”。

　　胡主席在峰会开幕式讲话前，分别向主席台上的领导人和台下观众鞠躬致意，这给非洲领导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显示了胡主席平等、谦逊的风度，以致于其后讲话的非洲领导人也都效仿胡主席，向观众们行起了“鞠躬礼”。

　　为了接待好每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中方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近年来，外交部一直在进行“不搞繁文缛节”的礼宾改革。但为了表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尊重和真诚欢迎，峰会期间中方破例给予非洲国家领导人高规格的礼遇，作出了特殊安排。中方派出了十几位部长和礼仪大使到机场迎接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部长，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升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检阅仪仗队，这在我们的外交史上相当罕见。

　　中非论坛的工作语言是汉语、英语、法语3种，但还有一些非洲国家讲葡萄牙语，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北非国家大多说阿拉伯语，而赤道几内亚则讲西班牙语。为了便于这些国家领导人与会，峰会实际使用了中、英、法、阿、葡、西6种语言，不仅在会议上有同声传译服务，领导人使用的请柬、菜单也有专门的译文，因此会议的翻译工作量相当大。

　　此外，为给每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提供“量身订做的个性化服务”，北京市的各接待饭店有的在领导人下榻的房间里，悬挂起该国领导人画像，有的到该国驻华使馆借来工艺品摆在领导人房间里，有的在领导人的浴衣、拖鞋上，绣上了他们的名字，等等。田林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非洲朋友感受到中国的友好、热情，让他们在中国也有家一般的感觉。”

　　外交官很容易被普通人只看到光鲜耀眼的一面，但事实上，外交工作并不是个轻松的差事。

　　在整个峰会的筹备和召开期间，外交部从部领导、司领导，到最普通的工作人员，都一心扑在会上，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田林说：“从会议召开前一个半月开始，我们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平均每天都是只睡四五个小时。很多同志从9月就开始进入不回家住的“集中办公”状态，一直到11月峰会结束，许多人只在10月6日中秋节晚上，才回家吃了顿团圆饭，第二天一早又马上投入工作状态。”

　　峰会结束后，外交部党委给参与筹备工作的有关单位记了功，其中非洲司荣立了集体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