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堆积发明的无聊游戏

　　重虚名、轻实践的态度使古代中国的术士们只能停留在迷恋发明的状态中，而无法进一步前进。反顾今日，这一态度则促成了堆积中国古代发明的游戏。

　　余秋雨近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对“四大发明”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指出中国古代的第一发明应该是天文历法，中医则居次席。此后，又有媒体跟风鼓吹，罗列“趣味四大发明”之类的材料。“大发明”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据12月14日东方网报道）“四大发明”

　　但余秋雨的观点却包含两重错误。首先，列入“四大发明”的都是单项技术成就，而他增补的两项：天文历法和中医中药，都是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显然无法将其简单地称作“发明”。其次，天文历法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应。它们主要是文化上的创建，而非技术创新。如果它们入选“大发明”，那么体现其基本要义的《尚书·洪范》更应纳入“大发明”之列。

　　由于经典崇拜与科举制度的影响，古代中国长期存在重文轻理、重文轻工的倾向。在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时，研究者的着眼点往往较为宏大，关注对于社会结构、典章制度、自然思想方面的影响，而较少在细节层面、操作手段上下工夫。天文历法在古代中国备受重视，专制统治者以推广本朝历法，“奉我正朔”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体现。但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又无法有效监督控制历法的编订过程，所以各朝历法多因袭前朝，以致绵延数百年不能更新，造成天象推算失准的情况。而余秋雨对“四大发明”开炮后，媒体与读者凑份子编“发明谱”的活动，则可以算是这种追求虚名，轻视实践的态度的延续。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其著作中提出“辉格历史”的概念。他指出，许多历史学家站在后世的既定立场上，对历史进行评判。核心是“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它往往超越正常的历史信条与研究方法，成为沟通古今的惟一渠道。这样读史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删减历史材料，顺利地完成对历史的解读。

　　有赖中国古代官修史学的伟大成就，以及古代知识分子对稗官野史的迷恋，当代国人可以系统地翻检古代中国人的各种行为与成就。而古代汉语简约的叙事风格，以及古代作家缺乏精确度的描写，为当代阅读者提供了阐释的便利。同时，古代中国的强盛与近代以来中国所受挫折之间的反差，也令他们郁结于胸。

　　“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视为这两种情绪交织的结果。在“辉格历史”的指引下，近现代科学中各个门类的各种成就，似乎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找到滥觞。而这些科学技术成就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真实意义、实际地位、价值标准，却统统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搜出无数伟大的发明，但正如化学史专家赵匡华指出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是“有发明而少进步，能创造而缺乏改进”。重虚名、轻实践的态度使古代中国的术士们只能停留在迷恋发明的状态中，而无法进一步前进。反顾今日，这一态度则促成了堆积中国古代发明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