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招牌：“恶意讨薪”创新模式

　　时报新闻眼

　　跳楼跳桥“自杀秀”、沿街叫卖判决书之外，又多了一种让职能部门头痛的“恶意讨薪”模式。而某些公仆不先检讨工作失误、“政治事件”张口就来。看来执政能力除了居家旅行必备的太极推手之外，还得适时上纲上线。——李斌

　　李斌的博客：在左路飞翔ｈｔｔｐ／／ｍａｎｆｌｂ．ｔｉａｎｙａ．ｃn

　　年关难过，戾气大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做好岁末年初劳动争议处理”（新华社11月17日电）的循循告诫、“农民工设‘关爱农民工奖’，奖励善待农民工企业”（《法制日报》12月27日）的“谦卑哭求”言犹在耳，却见“农民工封堵浙江台金高速公路讨薪”（人民图片网12月28日），更有“民工讨薪被驳拆走仲裁委招牌抱回家”（南方新闻网12月28日）。看来所谓“恶意讨薪”，在跳楼跳桥“自杀秀”、沿街叫卖判决书之外，又多了一种让职能部门头痛的创新模式。

　　曾有一些民间俗语传神地勾勒出了某些人民公仆的形象和工作作风，譬如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极端点的更有“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是要把这些话套用在当地仲裁委身上，笔者第一个反对。君不见，张百宁轻轻松松就把招牌拆下来，施施然抱回家，而保安事后才察觉，足资证明这仲裁委的大门进出自如。

　　被拆了招牌而不自知，恼羞难免成怒，口不择言更属必然，但领导的政治觉悟高哇！深圳足球队贵为首届中超联赛冠军，某些公仆看来在球技上也是颇得其神韵，“短传倒脚”踢皮球自不在话下，而“大范围转移”功架十足更是具备大局观——“政治事件”张口就来，是否检讨工作失误，且先抛到一边。看来这个执政能力除了居家旅行必备的太极推手之外，适时上纲上线也是在所难免。

　　作为“低素质”的外来工，对于这春秋笔法如簧巧舌自然难明其个中深意，何谓“这是一个政治事件”？这种判断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阶级矛盾，将拆招牌视为“阶级敌人搞破坏”，意味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帽子店又开张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某个职能部门不能为百姓及时解决问题，漠视公众情绪的累积和爆发，这个部门在政治上就有大问题，而这，绝对是一个政治事件！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当地仲裁委的处理手法明显存在瑕疵：张百宁已经提供了部分证据，仲裁委不予受理的理由是否充足？此事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在下结论前是否曾对资方进行调查？至少在报道中难以寻得佐证，难怪公众从中嗅到行政不作为甚至偏袒资方的可疑气息，也难怪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应取消劳动仲裁程序，另外设立单独的劳动法庭。

　　维权渠道是多而广的，但是否通畅，就见仁见智了。回顾张百宁的维权之路，可说他已经释放出最大的善意，在两年多的漫漫讨薪路上，他已经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走完了所有的部门——仲裁委、法院、信访办……和程序——仲裁、诉讼、信访……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还是失望。是否真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终究要靠自己的“恶意”去争取？

　　这招牌是可以拿回来的，既有律师说法：“相关部门可向其拿回招牌”；也有自信满满：“派出所已经立案，相信公安机关的公正和破案能力。”相信拿回来之后也会加强保安严加看管。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们不得不担心的是，在公众的心目中，这明晃晃的招牌所代表的政府公信力、执政为民的理念，还存在吗？就像“恶意欠薪”之于“恶意讨薪”，“行政不作为”与“行为过激”之间的逻辑关系，某些公仆对此是不想“伤脑筋”的。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我们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给河南果农解决进城卖桃子的难题。而日理万机的总理要管这些事情，是否也正反衬群众利益在对应的职能部门眼里太小儿科了？有网友说得尖刻：难道张百宁被欠的血汗钱加上两年多的讨薪成本，还不值你那块“不为民服务”的招牌吗？

　　“群众利益无小事”不能转化为公仆对讨薪者艰辛的体味，进而体现在行政作为上，而是只管扣帽子。那么即使今天张百宁急了但没有“跳墙”，也不能保证明天李百宁不会恶向胆边生报复社会。当然，万一不幸而言中，那副招牌的功用也还是可以进行创新发掘的：“宁波市四套班子旧门牌被摆在地上铺路”（《新民晚报》12月26日）；看哪个亟需牌坊的“特种服务行业”或者卖狗肉的档口需要悬挂，馈赠之，也算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