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阻力制约巴西监所改革

　　2006年6月，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发生监狱暴动，造成多名囚犯死亡，吸引了众多世人目光。实际上，巴西刑事羁押系统的问题历史悠久，暴乱频发，早已是国际新闻媒体和人权组织关注的“重灾区”。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巴西开始着手改变刑事羁押系统的混乱局面。事实上，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巴西政府刑事羁押系统改革均面临着种种政治与制度上的制约因素。

　　政治体制缺陷

　　对巴西刑事羁押系统改革阻碍最大的宏观因素莫过于不完整的联邦政治体制。

　　巴西有一套与其他联邦制国家大不相同的体制：首先，立法权掌握在联邦立法机构手上，主要法律均由联邦制定，普遍适用全国，各州之间没有差别；其次，与统一立法权不相适应的是，刑事司法系统的设立和运作均由各州负责，联邦一级虽有对应机构，但对州机构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在结构上也比州机关小很多。至于刑事羁押设施则全由地方设立与维持，联邦的控制能力更弱；最后，巴西的法院系统中，下级法院可以不受上级法院制定的规则和判例的约束，即便是准宪法法院即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制定的规则也是如此。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巴西联邦政府为了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形象，先后加入一些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允许国际组织如美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对各州司法管辖区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件进行监督，在国内法方面也通过《1984年行刑法》和《1995年司法部指导原则》重申了《联合国在监人处遇最低标准规则》的要求，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在刑事司法领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努力很难得到地方的支持。

　　既得利益与腐败

　　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部分原因在于地方刑事司法机关的阻拦。由于监狱的管理水平和条件普遍好于警察局下设的拘留所，因此联邦和许多州都确立了要在各州司法部长主导下，建设新监狱，把被羁押者从拘留所转移出来的改革方向。但至今只有一个州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剥离了警察局对拘留所的管理权。转移被羁押者的目标之所以难以实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州司法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长相互独立，各自享有对在押人员的管理职责。制度体系内的竞争状态致使他们不能分享信息和调整政策。

　　一方面，有些州司法部长为了避免自己管辖的监狱人员过度拥挤导致自己在政治上失分，拒绝接纳更多的已决犯，当然更不可能允许监狱接受从公共安全部长管辖的拘留所转出的未决犯。

　　另一方面，对于警察机关以及主管的公共安全部长来说，囚犯关押在拘留所不单纯是个负担，更是警察不愿失去的收入来源。根据大赦国际2002年度的报告，在Ｍｉｎａｓ Ｇｅｒａｉｓ州，警察拘留所关押人口三倍于监狱，向监狱转入一名囚犯的费用是1250美元。拘留所糟糕的羁押环境为警察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警察拘留所的候审关押期限为7天，但是据统计，犯罪嫌疑人审前往往要在警察拘留所关押数月，等候转送至专门为候审而设的押候监狱。州领导层之所以不愿强行改革，是因为这样做的政治得分不高，同时要面临来自警察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拘留所内外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暴力威胁，他们一直以暴力对抗政府的改革政策。

　　警力不足和工作失范

　　在微观层面上，众多羁押场所管理不善、管理人员奇缺也是改革的阻碍因素。这一问题的产生始于警卫的招募和培训。在巴西，对羁押场所警卫的培训投入一般都比较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职业在该国地位较低。他们的培训时间很短，培训地点是国内5所监狱管理学校中的一所，培训内容完全是在教室进行的基础性和理论性的教学。

　　由于培训不足，再加上羁押业务缺乏固定的程序和准则，官员们行事保守，照同事的葫芦画瓢，当出现问题遭到质疑时就抱成一团。许多羁押场所对管理人员实行工作24小时休72小时的制度，很多职员因此得以从事第二或第三职业，这使他们遭受工作重压，疲惫不堪，酗酒和吸毒者不在少数，对本职工作难以倾心投入。

　　再加上收入低、人手不够和工作环境恶劣，许多职员对被羁押者之间的暴力听之任之，甚至直接对被羁押者实施暴力。

　　由于缺乏具体的惩处规则和标准，对羁押场所职员的评估往往流于形式，通常仅在发生最恶劣的案件如走私毒品、枪支或极其严重的暴力时才会对职员进行调查。换言之，羁押系统职员有着很大的执法自由裁量权，而约束他们的不是规范的监管制度，而是系统内的潜规则和亚文化。

　　总之，无论是联邦、州还是刑事羁押设施自身，大量阻碍巴西刑事羁押系统改革的因素使得巴西政府以及改革家们的理想预设遭遇超出想象的阻力，要想取得改革胜利，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甚至可能出现反复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