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余庆老师

　　余庆老师是我高中一年级时的俄语老师。他高高的个儿，白净的脸庞，挺拔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加上整洁的衣着和一丝不乱的头发，40多岁的他气质特儒雅。

　　我们初中就开了俄语课。先前的那位老师让我们在俄语单词下用中文注音。那时所有同学的课本上写得密密麻麻，乱七八糟，如“夹豆腐”、“妈妈多多”之类。而余老师首堂课就宣布：严禁用中文去注音。他告诉我们，俄语和汉语一样，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

　　为了让我们多练，早自习的晨读，余老师和我们的语文老师玩起了“捉迷藏”。只要语文老师前脚一走，他后脚就进了教室。他鼓励我们大声读。我们大喊大叫了一段时间后，觉得那古怪的发音不那么拗口了，那字母组成的单词也不那么陌生了，渐渐对俄语有了兴趣，成绩也显著提高了。

　　有一次，余老师进教室上课，可能走得比较急，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小的汗珠。回答了同学们的齐声问好后，待大家坐定，余老师掏出迭得整整齐齐的方格手帕、取下眼镜，擦干汗珠。然后他转过身去，和往常一样，用黑板刷将值日生擦得潦草的黑板再擦一遍。但由于没戴眼镜，他顺手拿起的不是黑板刷，而是自己的眼镜盒。同学们“哄”地一声笑开了。余老师回过头，望了一眼，又继续用眼镜盒擦黑板。笑声更大了。余老师停下来，从上到下检查自己的衣着，茫然不解。最后他发现了手中粘满粉笔灰的眼镜盒，白净的脸一下涨红了，他走出了教室，同学们迅速安静下来。几分钟后余老师平静地走回来：“对不起，耽误了大家几分钟。请打开课本，我们开始讲……”

　　文革开始我已毕业离校。后来听到余老师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愤慨、伤心，但并不觉得十分意外。像余老师这种把“事业”、“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知识分子，他怎能躲得过那场浩劫呢？他就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