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养路费之“痒” 地区间的利益牌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1998年争论“费改税”至今，处于决策敏感期内难以适从的不仅有车主，还有各地交通部门和养路费稽征队员

　　唐建武因公死亡。媒体报道，原定不久他就要结婚了。

　　唐之前当过武警，2003年复员后来到成都市青白江区公路稽征所，被聘为“协助行政执法员”。这个所如今仅有8名稽征队员，其中只有一人属于正式稽查员，其他均为“协助行政执法员”。当然，他们的身份得到四川省人大法制办认可，并获发了执法证。

　　在四川全省181个县里，共有203个公路稽征单位，而正式的稽征人员只有1342人，平均每个单位正式工作人员6至7名，真正能上路执法的仅仅1～2人。另一方面，四川全省今年收缴养路费的任务为40亿元，平均到每个稽征人员头上300万。而按交通部的内部规定，每个稽征员的年任务量不能超过50万元。

　　在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2000年开始，四川省尝试招收“协助行政执法员”，由正式的稽征队员带领上路，这些协助执法员主要负责上门追欠和路上执法。但由于后者没有制服，在执法过程中时常引发冲突。5年来，发生暴力冲突40余起，死两人。

　　稽征部门认为，从1998年争论“费改税”至今，养路费收取工作进入了困难期，这个局面不仅造成了车主逃费普遍，也让稽征部门人心惶惶。

　　“费改税”敏感时期

　　四川省交通稽征局副局长赵盛玉是个老稽征队员了，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四川大凉山追缴养路费，都是带着枪上路的。他说，四川地域广，民情复杂，手段不硬一点，不行。

　　当时，稽征和交警还是一家，1988年，两者分家，由于稽征没有交警那样的强制执法权，手段不硬，赵说，从那时起，稽征处境开始不妙。

　　至1998年，新的《公路法》明确了“费改税”的改革思路，稽征部门的处境愈发乐观不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传闻养路费收取部门面临被取消，稽征人员要分流，致使稽征内部工作情绪不高，车主逃费情况愈烈。

　　事实上，早在1994年，有关部门就正式提出开征燃油税的动议。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也几乎每年都向外界透露，燃油税相关工作已然就绪，将在适当时候择机出台。

　　但出台之“机”，一等8年无果。

　　在这8年里，稽征人员身份尴尬，交费车主态度暧昧。每至年关岁末，各地都要掀起一轮新的“费改税”热议，而这个时候，也是双方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日。

　　8年来，赵盛玉记得单位喊了无数次的散伙，办公场所始终维持在临时状态，人员不敢进，新东西不添置。

　　“没有比处于这个边缘状态更难受的了，8年过去了，看来这种尴尬的局面还将维持下去。”赵盛玉说，这些年单位人心惶惶，人员只出不进，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但车辆不断增加，稽征部门任务日益增重。

　　而“费改税”态势一直模糊不清，也使得稽征人员和车主一直冲突不断。

　　那几年，四川省稽征部门每年都有超过50台车辆在执法中被砸。据交通部不完全估算，从1998年至今，全国养路费的收取至少损失了500亿。

　　全国和赵盛玉一样靠收养路费吃饭的人有50万，而在四川28万公里的道路，收费路程不足3万公里，还有25万公里的道路完全靠收取的养路费维护。面临这一现实压力，在稽征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从2000年开始，这个省的养路费逃费车辆从来没有超过3%。

　　他们依靠科技手段和协助执法人员，今年将养路费征收任务定到了40亿，这个标准是由上年的已有车辆加上新增车辆的数字测算出来的。

　　但是，由于今年长途旅游客车和出租车的养路费大幅度降低，四川省稽征人员算盘上的数字又少了一笔，据赵估算至少少收7000万。而全省40亿的任务已经细化到各县，如果任务目标落空，稽征人员完成不了本年度目标考核，则收入将大打折扣。

　　而今年8月24日，《检察日报》刊登律师周泽的文章《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使稽征人员执法环境雪上加霜。

　　文章刊登次日正好是收费日，四川的稽征人员感觉这一天来缴费站交养路费的人明显少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不久之后数据显示，截至10月份，四川省欠费车辆已达6万辆，而上半年这个数字一直控制在2万辆左右。

　　地区间的利益牌

　　造成四川全省养路费荷包不足的原因并不止于此，另一个威胁来自各地对费源的争夺。

　　在全国，各地车辆养路费的征收标准并不统一。四川省客车每吨每月的收费标准为220元，货车为170元。而在全国最少的西藏，客车的养路费为130元每吨每月，全国最高的地方标准为300元每吨每月。

　　标准不平衡，造成了车辆地区间流失。四川仅今年一年，据稽征部门的测算，外流车辆就达4万辆。

　　这些车跑在四川的路上，却把养路费交给其他省，本地的稽征部门看了自然不好受。

　　为此，四川省曾联系相邻各省召开联席会议，但始终收效甚微。

　　四川稽征部门官员认为，与该省利益争夺最大的当属重庆市。由于后者属于直辖市，有很多政策优惠，养路费收费标准低，公路稽征门槛也低，致使很多四川车辆外挂重庆。

　　像曾伟红那样违规的超载车辆，在重庆是可以按行驶证标准缴费的，而在四川，稽征部门却对他说“不”。

　　四川省的另一个争夺对象是内蒙古。2004年，内蒙古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凡是从内蒙古买车上户，缴纳养路费的车主，一切税费减半，这一政策吸引了邻省大批的车辆驶向内蒙缴费。

　　这自然也引起了相邻各省稽征部门的不满，2005年河北、黑龙江和四川将内蒙古交通部门投诉到交通部，后者曾公开批评内蒙古的做法。

　　但效果甚微，政策未变，各省的车辆依旧不断外流。

　　进入第四季度，养路费进入清算季，也是能否完成全年征缴任务的关键期。越来越多和唐建武一样的“协助执法者”开始上路，展开清欠追缴。

　　这一时刻，欠费万余元的曾伟红，与稽征人员狭路相逢，虽然这只是一起偶发事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