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最好的城市治安政策

　　中央党校“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社会治安”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2006年12月18日《北京日报》）

　　与此同时，浙江警方近日发出年前发案高峰提前降临的警报。据浙江警方介绍，年前发案高峰，早年一般在春节前半个月时出现，后来提前至一个月，一个半月，2006年则提前为两个月。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关键路口，以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为依托，高密度城市化的浪潮正以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力量裹挟着这个时代。随着城乡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仅城市的矛盾，而且乡村的矛盾、城乡的矛盾也必须放到城市的大环境内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大量社会矛盾向城市转移、在城市显现，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绕不过去的坎。如何正视和处理这个问题，比矛盾本身更重要。处理得当，能够及时地化解矛盾，处理不当，反而可能激化和制造社会矛盾。

　　在社会矛盾显现的当口，人们往往会期待一种“令行禁止”的力量，期待这种力量能够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人类这种天然的、短视的心理状态，往往是权力扩张和管制万能论的渊薮。

　　有报道称广州就在研究限制外来工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的措施。广州市有关部门后来虽辟谣否认，但相关统计数据足以令人心惊：广州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在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在中国，“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城”的提法早已是“天下之大不韪”，但在一些大中城市，此类提议和做法仍然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其根源就在于，这类建议往往得到许多市民的认可，他们认为，正是城市的“不设防”造成了卫生、治安、就业等问题。

　　问题在于，在无罪推定的法治要求下，“低素质人口”和违法犯罪人员都没有自己在自己脸上做标签，那么，有关方面又如何能有效甄别“低素质人口”和“违法犯罪人员”呢？如果以行业准入的方式来区别哪些行业是“低素质行业”，并且加以严管和严控，这样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就像各地大量派出城管驱赶无照摊贩，其结果是市民的福利、公民的生存状况、城管的执法环境均受到严重破坏；而对于那些真正以流窜性违法犯罪为职业的作案人员，抬高生活和就业门槛对他们很难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真正受损害的，只是那些本想老实本分地维持自己生计的人们。他们被逼到生存的困境之下，在生存与违法之间，其中一部分人将被迫离开，另一部分人会选择通过违法来求得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的治安自然也就不容乐观。

　　最近，广州的一些做法就值得关注。从今年1月起，广州市全面禁止摩托车上路。50万辆摩托车从广州消失，将直接导致十万靠摩托车拉客谋生的人失业，此外还有大量摩托车修理人员、摩托车配件供应从业人员的失业。针对这个问题，12月16日上午，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及下辖10个劳动力分市场同时举办专门针对禁摩失业人员的招聘会，提供超过1万个职位，吸引了1.5万人进场求职。但在现场，很多企业作秀的成分非常明显，要求应聘者具备大专以上学历，30岁以下，令搭客仔们望而却步。虽然劳动保障部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就业配套服务，可由于部分招聘企业所提的要求偏高，还是引发了部分搭客仔的强烈不满，有人还差点和企业的招聘代表起了冲突。在所有企业都已退场的情况下，求职者更是直至中午12点30分仍迟迟不愿离去。

　　在十万摩的司机的失业大军中，广州本地户籍人口区区六千而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广州的民生和治安问题却不会因此“忽略不计”。摩的开不成了，另谋职业又困难重重，那么谁又能知道，这十万失业的摩的司机中，有多少会因生活所迫，走上违法的道路呢？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治安政策。在“社会治安”问题迎面而来的当口，用平等、无歧视的原则善待社会的每一分子，用最宽容、自由的政策包容人们的自我创业，立足于民生，则社会治安问题将不解而解；而如果高度迷信和依赖管制主义，则不可能塑造一个自由、安定、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