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2006年戏剧：商业、美学与公共性

　　商业戏剧从容不迫地渐入佳境，先锋戏剧早已耗尽了能量，但边缘群落仍在寻找新的可能。还有的戏剧则开启了与“沉默大众”的直接对话。

　　2006年戏剧大的格局，仍然由商业戏剧与主流院团的作品构成。一方面，商业戏剧在媒体上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吸引着人们对舞台的频频关注；另一方面，主流院团的作品也逐渐找回了信心，建立了自己的观众群。而那些在边缘处对戏剧的商业性、美学以及公共性做出艰苦探索的作品，将是构建新格局的重要资源。

　　渐入佳境的商业戏剧

　　2006年，商业戏剧似乎过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忙乱时期，从容不迫地渐入佳境。

　　一是商业模式越来越好看了，不再像以前的商业剧那样赤裸裸地直奔主题，二是商业模式在本土化方向上也在塑造自己的形态。说“好看”，《暗恋桃花源》就是典型一例。此次虽然动用的仍然是“明星＋经典”的操作方式，但表演工作坊在商业操作上成熟圆润每每让人忽略了这是一件完全遵守商业运作方式的商业戏剧。当然，它无法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桃花源”：表演工作坊已经是个运转成熟的商业表演团体，需要打开内地广大的市场。按照商业模式复排的“正版”《暗恋桃花源》，其结构的能量因为演员的懈怠而变得轻浮；喜剧翻不成大悲剧，这两者的碰撞就变得无足轻重——好在赖声川有着对舞台精准的掌控力，使得该剧倒也算是商业戏剧中的精品。与《暗恋桃花源》相似，今年5月在北京演出的《倾城之恋》，香港话剧团的毛俊辉导演、著名演员梁家辉也是以他们温和的媒体形象，呼应着《倾城之恋》这部制作精良的舞台演出。

　　在发育良好的港台商业戏剧面前，本土的商业剧场似乎还没有这么从容不迫。在这时，“戏逍堂”迅速崛起，虽然至今还没有带来品质优良的戏剧作品，但他们却打造出了新的戏剧生产方式：殚精竭虑地压缩成本（专业制作人一望而知为“零成本”），试探新的传播渠道，寻找70年代人感情需要（这是有经济支付能力的群体）。两年来，戏逍堂以民间的形态整合资源，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在积攒剧目的同时，也积攒了一定数量的新观众。在我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土戏剧的生产力。

　　但戏剧也必须有它的美学追求：今年“戏逍堂”引发戏剧界对它的严厉批评，就在于人们对其“美学（无）追求”的严重不认同。

　　主流与先锋的美学方向

　　2006年，人们在美学上的争议也是此起彼伏。孟京辉一出《镜花水月》引得人们把“先锋戏剧”骂了个狗血喷头。

　　人们积攒了多年的对先锋艺术的不满，似乎一下子在孟京辉的《镜花水月》这里被集体释放出来了，因而略有点不太公平。先锋艺术的确曾在与体制、商业极度的紧张关系中迸发出巨大的艺术能量，而这些艺术能量在过去也只能以曲折的让人“不懂”的方式传达。但是在今天，随着那种敌对的紧张关系烟消云散，中国的先锋戏剧早已耗尽了能量。《镜花水月》就充分显示了当艺术的内在紧张关系消失后，让人“不懂”的单薄形式显得如何贫乏无力。

　　“先锋”已经把自己的内在能量消耗尽了，但在“先锋”崛起的边缘群落，却仍然在艺术创作的低迷中寻找新的可能。比如“中欧演艺论坛”充分展示了在一个商业充分发达的社会里，一些从事边缘艺术工作的个体，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有力的美学表达。

　　相比之下，主流院团的美学诉求在2006年显得比较沉稳，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今年仍然在坚持自己严肃的创作方向。这其中尤其是北京人艺的作品更为突出：《白鹿原》、《北京人》、《哗变》等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这些具有主流美学诉求的作品，逐渐地经受住了商业的巨大冲击，开始了自我的延续与更新。

　　与此同时，随着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越来越多具有世界级水准的主流剧团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安魂曲》甚至吸引了狂热的戏剧观众，说明主流戏剧仍然具有很大的能量。

　　剧场的公共性

　　戏剧艺术作为一个在公共场合演出的作品，它也应具备公共性——即在一个公共场合讨论公共议题的属性。80年代初期话剧的繁荣图景，与其说是剧场的商业性或主流美学的胜利，毋宁说是公共性的胜利。当然，公共性也是分层次的——比如“戏逍堂”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就是暗合着30岁上下人情感经验，也未尝不是一种“公共性”。

　　但公共性在个人情感的沟通之外，它更需要的是社会化的面向——今年国家话剧院推出的俄罗斯剧作家加林的《……Sorry》，就在“两个中年人的恋爱戏”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心理创伤。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有焦晃、冯宪珍勉力支撑，观众们似乎没耐心去领会这其中敏锐的社会向度，它可能激发的公众性也就与观众失之交臂。

　　而《我们走在大路上》则以疾风暴雨的激烈之势在剧场讨论社会问题。它以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呈现了创作者对三十年改革历程的思考。在思想界与文化界掀起了巨大的能量：当《中国青年报》就这个戏引发的关于“我们一起走”的话题展开调查，戏剧也在公共场合溢出了“戏剧圈”的范围，开启了与“沉默大众”的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