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来论]政府懒政与权力边界的迷失

　　在我们忙着换日历本的时候，各大传媒的年度盘点也纷纷出炉。在所见略同而又各有高论的热闹中，有一个年度关键词被不约而同地遗漏了：政府懒政。作为一个时评作者，搜索这一年的职业记忆，曾经有难以计数的新闻让我发出“懒政”的感慨；同时，也有难以计数的来自同行的时评文章中赫然将“懒政”作为标题。

　　不夸张地说，2006年是政府懒政流行的一年。最典型的特征是：政府部门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可以动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乃至侵犯一切个体权利与个人自由，以求一劳永逸。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这一年数不尽数的“实名制”了。从手机实名制到博客实名制，再到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实名制，自由王国的领土一点点被蚕食。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最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事实上当然可能并非如此)，而不是最合理、最正义的办法，这是政府懒政留给公众的突出印象。

　　在刚刚开始的2007年，懒政流行病并没有被治愈的迹象。1月2日《新京报》报道，从1月1日开始，河南省零售企业禁止销售打胎药，违者不仅没收违法所得，还将被罚款3000元到2万元；妇女非法堕胎也将被罚款2000元。原因在于，河南规定只有四种情况才可以选择终止妊娠：胎儿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胎儿有严重缺陷的，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离异、丧偶等要求终止妊娠的。于是，销售打胎药与私买打胎药都成了违法的。按此规定，因强奸致怀孕的女性大概也是不可以终止妊娠的。

　　其实，类似禁止妊娠多少周以上妇女流产的规定，在过去的一年里，很多地方都进行了类似立法。目的只有一个：防止选择性终止妊娠，缓解男女比例不平衡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一项又一项的个人自由被限制了。原本只须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于监管的不力和医院的利欲熏心，简单事情变复杂了。各地不停用“立法”来补漏“违法”，而每一“立法”就意味着限制或者取消一项公民权利。正如网友评论的：为了一个目的就要连带禁止十项自由。

　　很多时候，一些明显有违公平原则法规的出台，本质上同样是懒政思维使然。2007年的元旦，广州律师周玉忠上书全国人大请求对最高院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审查，呼吁“同命同价”。以户籍作为公民遭受人身损害时计算残疾或死亡赔偿金的依据，虽然不正义，但是方便、可操作，所以“同命不同价”也是懒政。就连户籍制度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为了管理便利而实施的懒政。

　　不难发现，政府懒政总是以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被侵犯作为代价。背后的问题在于，权力缺少一个明晰的边界，总是跑到权利的领地来骚扰和掠夺。因此，权力是需要制约的，权力只有在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停止。1903年，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在汉语文化体系中第一次凸显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看不到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游戏常识告诉我们，公权力主导型社会的垂直性柱状结构，显然不如边界分明的平面性网状结构来得稳当。“群己权界”的划分，正如秦晖先生所阐述的，就是“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

　　《南风窗》杂志的新年特辑写下了这样的标题《2007：寻找边界》。在我看来，以“寻找边界”来定位或者说冀望2007，无疑是准确的。包括权力边界在内的边界迷失，已经滋生了政府懒政、权力寻租、丛林法则、诚信危机等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寻找边界也就是寻找规则，相对于其他各种改革话语，寻找边界更应该获得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地位和关注度。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