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英的反差

　　近年来，面对传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哲学全面复辟的浪潮，“股神”沃伦·巴菲特这位资本主义精英、卓越的股市投资大师，却在反对取消遗产税、反对取消股息税的斗争中一马当先。2003年5月20日，在美国国会就布什的减税提案投票表决之前，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直斥取消股息税为“非常愚蠢”之举，减税让富人受惠最大。正是这篇文章在国会山广泛传阅，促使很多议员联手把小布什预定的减税额拦腰砍了一半。2006年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在6月份，巴菲特宣布准备向美国5家慈善基金会捐赠370亿美元财产，占其财产总额的85%，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个人慈善捐赠金额的最高纪录。

　　权力＝影响他人的能力。巴菲特未担任过任何政府行政职务，但杰出的赚钱能力和出类拔萃的社会责任感赋予他超越众人的权力，无怪乎《财富》杂志2003年发布的第一份“美国最有权势商人排行榜”，把巴菲特列为榜首，并作出如此评价———“巴菲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活着的商人更受人尊敬，不仅商人尊敬他，全体公众都热爱他。这就是权力。”

　　在“美国最有权势商人排行榜”上，不少其他上榜人士社会责任感也并不薄弱，比尔·盖茨早已声明，死后只给每名后人留100万美元，大部分资产留给社会；去年6月15日，盖茨更宣布将在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集中精力从事卫生和慈善事业。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盖茨和夫人梅琳达·盖茨累计为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活动捐赠了100.85亿美元。

　　别人的社会精英如此，中国的精英们又如何呢？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2003年的100位福布斯中国富豪，七成没上2004年“慈善榜”。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只有1%的企业曾参与慈善捐赠……

　　除了慈善冷漠外，观察中国的精英们，我们看到的还有一片“礼崩乐坏”的景象。中国学者康晓光对当前中国精英阶层的状态作了这样一个冷峻的描绘：“相当多的政治精英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和奸商类同，相当多的知识阶层和沽名钓誉、学术腐败、学术剽窃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全社会处处可以听到“社会不公正”的惊呼？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平等，不完全是因为中国不到30年就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而是因为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比发达国家精英群体的低得太多。我们的精英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又太少，他们不但不维护这个给予他们过多关爱的社会，反而疯狂地挖社会的墙脚。相比之下，我们的大众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代价而所获甚微。

　　为了形成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机制，我们需要一种健康氛围。为了赋予经济精英们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为了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至于失控，舆论、政府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监督。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富人们每次受到一点任何公民都应接受的正常监督，都能惹出一大堆为他们护短的说法，赦免原罪呀、警惕“仇富”心理呀……不一而足，甚至对描绘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作出贻笑大方的解释，甚至把一部分富人的不义之财与改革成果划上等号，为此还不惜把合法致富者绑架来作为非法致富者的人质。

　　早在春秋末期，中国社会就结束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制度，这类言论却似乎想把中国社会再次推回春秋末期之前的状态。问题是，这样谆谆教导我们的人同时也谆谆教诲我们人性本恶，有这批人无微不至地为某些经济精英们的错误乃至罪恶全方位辩护，我等岂敢指望经济精英们的本性不失控！

　　什么样的社会是稳定的社会？只有精英有责任、大众有权利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我们的精英们即使对老掉牙的“社会责任”之说嗤之以鼻，但为了可持续地掠夺，他们也应当具备最起码的智商。所以，如果精英们想在社会上赢得永久的安全感，那么，就请努力去赢得大众的尊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