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的记忆

　　■文/袁念琪

　　我过南京长江大桥，已是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六年之后。我过大桥，既有乘火车隆隆的驰过，也有用自己的脚在桥上一步步走过去，再走回来。

　　那年，坐在火车上还没见到大桥，就听得列车的广播在反复告知，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车上的厕所在过桥时要临时关闭，待过桥后再恢复使用。二是车厢内的窗要统统放下，紧紧关闭。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为了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当我与年轻的同事说起这个细节时，他们问：是不是怕有人跳车跳桥自杀？！一句话，让我感到的差距是不仅在年龄上。

　　桥从“文革”前的1960年一直建到1968年的年底，花费了九年的时间。二是投入大。用了10多万吨钢材和100多万吨水泥，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而当时三年满师的工人，月工资才36元。三是难度高。不但是工作环境险和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更高。它曾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据说，周恩来总理曾说：“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一年后，他又加上个成昆铁路，遂为新中国三大建筑奇迹。

　　南京长江大桥给我们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来自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说得确切点，是电影中的歌。一首是李光羲领唱的《巍巍钟山迎朝阳》：“巍巍钟山迎朝阳，万里长江披新装。毛主席挥手绘蓝图，工人阶级把奇迹创”。那时虽然是个小学生，但觉得旋律优美动听，又不乏气势。在写这篇稿子时，又在网上听了几遍。可在当年，影片的音乐是踩了地雷的。放了不久，电影就停映了。

　　前些日子，南京长江大桥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则是关于要不要炸桥的争论成了热点。说现在24米的净高影响万吨轮通过，影响长江“黄金水道”的含金量。后来又有专家说，可以采取升高桥墩的方法予以解决。

　　过去，总以为造大桥是件很难的事情。在武汉长江大桥过去那么多年之后，长江上才有了第二座桥。在新中国成立了半个多世纪之后，黄浦江上才有了正儿八经的大桥。可一当中国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当我们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我们重视市场经济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长江和黄浦江上的桥，一座接一座地矗立眼前，让我们感到奇迹的创造很简单。不是说，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么？但是，不同的时代，致使奇迹创造的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