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围观自杀，谁能拯救荒漠的心灵？

　　元月2日，一年轻女子独坐在成都市某酒店6楼的窗台上，试图跳楼轻生。从该女子坐上窗台，直到被警方带离，楼下围观者的起哄声不断，有人在下面喊叫，让她赶快跳下来，还有人呼朋唤友前来观看，更有甚者在旁边弹吉他伴奏。（《天府早报》2007年1月3日）

　　这样的报道不是第一次在媒体上见到，每一次都让我们感叹围观者的人心冷漠，也想知道，是怎样一种人，他们缺失良知到如此地步，置他人生死于度外，用嬉乐的方式欲置人于死地而求自己一乐。

　　百年前的鲁迅先生之所以弃医从文，却是一群同样的旁观者让他心灵流血，日本人捉拿中国人，判他们是俄国人的奸细，要处以极刑，而在一旁围观的，居然是中国人，他们无动于衷地观看着，面部表情麻木不仁。鲁迅想用笔来医治国民性中的愚昧与无知，想唤起国人的良知与血性。鲁迅对围观者的丑陋表现在《药》里也有描写，并收入中小学教材，相信受过义务教育的中青年人都读过这些刺痛国人心灵的文字，但现实中为什么还存在如此残酷，对生命漠视的围观？

　　鲁迅时代民众的愚昧是清末积贫积弱造成的，广大的民众没有受到任何教育，民智沦丧，民生蝼蚁不如，人对人的冷漠是必然的。

　　如今民众在需要表达爱心或施援同胞的时候，却仍然表现出如此丑陋的一面，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教育，有着很多爱国爱人民的内容，但具体的、赋予人性关怀和情感教育的内容还有欠缺。由于结合现实教育的少，特别是教育机构的市场化，教学内容应试化，使知识与学习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孩子们对书本知识有一种拒斥心理，书中的内容也就失去应有的人文价值了。所以，教育的人性关怀价值被弱化，在童年与少年时代缺乏人性关怀的教育与熏陶，他们会在成人后对生命缺乏关爱与同情。

　　我们的某些主流传媒，在黄金时间播出的内容有多少是对人性的关爱，又有多少是对弱者的呵护？过度的嬉乐化、戏谑化充斥着电视屏幕，严肃的历史与尊严都可被调侃、解构，当这一戏谑心理转换到现实之中时，人们对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也会充满无厘头的哄闹，他们甚至不相信有人在对无限美好的生命进行抉择，他（她）是不是还要留在人类世界上？要跳楼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而自己又没有仁爱之心与一个人起码的良知，于是，另一幕悲剧发生在这些围观者身上，就是他们的心灵死亡了，没有了人性的温度与热度，谁能施救这些冰冷的心灵呢？

　　我们的民间如何恢复互信与互爱？这是一个与解决人口温饱一样严峻的社会问题，民间心灵的荒漠化，需要民间与政府花时间与精力去栽培情感的植被，改良社会人文生态。

　　一是中小学教材要加大人性关爱的内容与事例，让孩子们从小对生命有敬畏感，视生命为神圣，倍加珍爱；二是传媒要加大曝光力度，对那些在应该施救的现场却嘲讽与调侃的人进行形象曝光，使社会有耻感，让恶意者承受应得的心理压力；政府的作为更为重要，要对妨碍现场救助甚至怂恿自杀者的行为依法予以惩治，因为他们的现场刺激，会导致一个生命的夭折，这是否也是过失杀人伤人呢？

　　面对一再发生的有损人类尊严的恶性群体事件，全社会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无所作为。（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