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陵 挖还是不挖

　　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的文章，立即引来广泛关注，评论者很快也分成赞成和反对两大阵营。

　　对于类似的争论，已经沉睡了2200余年的秦始皇也许早已不堪其扰了。因为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50年。关于沉睡的帝王是否该开棺重见天日，迄今仍未能盖棺定论。

　　一切都是从定陵开始。1956年开挖的北京定陵，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也是我国主动挖掘的惟一一座帝陵。

　　定陵为明十三陵之一，埋葬着明代第13位皇帝明神宗(也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历经300余年的定陵不仅以其建筑的恢弘、典雅、精致令世人瞩目，而且以其出土的3000余件精湛的随葬品震惊了世界。

　　赵其昌，定陵发掘考古工作队队长。“在50年前，挖帝王陵就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派观点。”赵其昌说。

　　最先提出由国家来挖掘帝陵这一大胆设想的人已无从考据，有案可查的是，1955年10月4日，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人起草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摆在了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兹事体大，报告很快到了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手中。

　　消息传开，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因为这份报告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发起的，吴晗是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郑、夏力陈当时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挖掘工作，出土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吴晗则反驳说解放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工程。郭沫若、邓拓等赞成挖掘的人也通过不同方式加紧在中央领导人那里的宣传攻势。官司最后打到了周恩来那里。5天后，报告获毛泽东首肯。

　　“长陵发掘委员会”随之成立，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由于偶然的原因，进展迟缓的长陵发掘转移到了定陵，1957年5月，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人们打开了定陵地宫，取出了丝绸、青花瓷等大量文物。第一个进入地宫的赵其昌也被称作“定陵挖掘第一人。”

　　定陵被挖掘之后

　　然而，这个称号带给赵其昌的并不仅是荣耀。夏鼐等人的反对意见不幸言中，出土的艳丽的丝绸很快变得类似树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来，万历皇帝的尸骨更是被红卫兵焚毁。

　　如今已80高龄的赵其昌深受肺气肿病的困扰。“我不但参与这事，更是这里面的主角，我个人就更不愿意谈这事。”赵的语气激动起来。他将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关于定陵的书籍都斥为“瞎说”。他只给一本相对“靠谱”的书写了序。

　　这本名为《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的书记录了定陵文物被毁坏的经过：

　　在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

　　原来，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揪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随后，几十名警卫战士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将三具巨大的棺椁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考古大师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棺木的踪影。后来得知，这些棺木都被附近村民捡走了。

　　“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很多事很不严肃，经过我手毁的东西也不少。虽然不是我直接去毁，但至少也是在我当政时期。”赵其昌说。

　　一次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定陵，定陵博物馆一位负责人提议：“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总理“嗯”了一声，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愠怒地说：“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

　　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再吭气了。

　　“这些人对中国的文物造成了多少危害！”赵说。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当时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其后的文革，定陵更逃不过政治的阴影。

　　文革一开始，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即被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一位20岁的定陵女讲解员组织造反派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后，在“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把石块猛地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而后，烈焰腾起，木柴伴着尸骨“叭叭”炸响，烟灰四散飘落……

　　即便是保存下来的文物，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我们真是太无知啦。”中国考古协会会长徐苹芳回忆。

　　但就在这时，一些省份正跃跃欲试地要向帝皇陵进军。汉陵、唐陵、清陵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郑振铎、夏鼐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此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一场劫难才没有降临。

　　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周恩来予以否决。

　　另一方面，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省，对发掘帝陵的兴趣自然更为热切。文革前，挖乾陵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郭沫若闻知陕西发现乾陵地宫陵道，并计划开挖的消息后特别兴奋，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中保存在地宫内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

　　郭沫若打算以与周总理多年的老交情及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说服周恩来。但当他讲完开挖乾陵的好处及必要性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

　　此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成为一项中央政策延续至今。

　　复旦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陈淳说，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考古项目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殷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系统发掘，对我们了解上古史有很大作用；而定陵还未有定论，从保护角度说很可惜，也招致国际上的一些批评，但至少十三陵的其他陵是保护下来了。

　　“延期翻案”

　　郭沫若失落之余，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

　　帝王陵寝作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自然会激起开发的兴趣，而且常常是难以遏制的。而保护和发掘之间的争论也从未止息过。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王迅、赵化城等人认为，这里除了文物大省的利益驱动，还掺杂了好奇心、成就感、时代气氛及学术潮流，以及部分考古人员急于见到文物的“私心”等因素的影响。

　　一位国家文物局前领导透露，陕西方面力主开挖乾陵由来已久。“1986年就提出过报告。1995年9月西安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陕西省领导又提出来，我还是不同意。2000年老山汉墓发掘后，陕西又有人提出‘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乾陵的计划。对这些计划，国家文物局都给予坚决否决。”

　　陕西提出“抢救性发掘”的主要理由是乾陵处于地震带，可能在地震中遭遇破坏，以及属喀斯特地形，地下水会毁损文物等。一位陕西省的前主要领导在阐述挖掘乾陵理由时提出，“我们认为开发的性质是抢救性的。譬如说，它的地形属喀斯特地形，谁能保证它不进水？一部分持消极态度的专家说，如果在地下坏了，我们没有责任。这种说法不也是不负责吗？”

　　北大考古学教授、秦陵研究专家赵化成刚刚完成了秦陵的勘探工作，他认为：“几千年没震坏，等几十年就震坏了？其实，这次勘探发现秦陵地宫保存相当好，抗震性能很强。地宫也没有进水。”

　　“定陵当时我是赞成挖的，但就是因为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哪一个帝王陵都不赞成挖！”赵其昌说。

　　北大考古学教授宿白指出：帝王陵有些省份为何一直主张要挖？无非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定陵出土的丝制品是一个教训。现在不敢动，一动就成碎沫了，万历至今才三四百年历史，乾陵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怎敢保证万无一失？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特别是丝绸，至今放在冰箱里冷藏不敢拿出来示人，不是足以说明保护条件不过关吗？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说，“帝王陵不能随便动。挖乾陵都不成，何况秦陵？”

　　据徐苹芳回忆，当年挖掘马王堆墓时，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考古的真正意义

　　赵其昌说，现在吵着要挖武则天陵秦始皇陵，这是把考古工作当成广告，文明的成果变成了商品，从上到下都把它当作一种猎奇来看待，包括一些考古工作人员。其实考古本身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历史价值，但时下经济价值人们最愿意听，为政者最愿意讲。坚守考古这一事业真正价值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中国考古时时面临着猖獗盗墓和此起彼伏的重大工程的压力。在目前进行的考古项目里，绝大多数都是抢救性发掘，即因为工程建设发现的遗址或文物。“这些属于不挖不行的报批项目，差不多占到全部考古工作量的80%，”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副司长透露说，“基本上忙不过来，考古处的同志，全年有1/3的时间在外面跑。”

　　这位副司长说，以三峡工程为例，虽然每年调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力量去现场发掘，但也只能抢救20%的文物，剩下的则永远埋于水下了。三峡的抢救性挖掘刚刚战罢，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和中线又即将启动，涉及到1000多处文物遗址，尤其是中线，因为经过中国文化的腹心地带，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遗址分布数不胜数，因此这两条线上的考古任务将极其繁重。

　　考古学教授王迅告诉记者，他下学期就将带人去进行南水北调中线的考古项目。2008年北京就要通水，要和时间赛跑。“他们给的时间太少了，考古发掘要慢工出细活，施工方给我们的工期比较短，导致一些文物发掘留下了不少遗憾。”

　　陈淳呼吁考古界要去除浮躁，仔细想一想：我们挖帝王陵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考虑到这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挖宝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国际学界唾弃。

　　“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考古评奖活动简直办成了挖宝大奖赛，找个好的墓去挖一下，轰动一下，这就不是在考古了。考古学的成就不是以你挖出来的宝贝的价值衡量，而是以你研究的水平。”陈淳说。

　　由于发掘本身也是一种破坏，它与保护是一对矛盾，因此这种抢救发掘是否是最佳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这种仓促发掘究竟是真正在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还是在保护名义下的合法破坏？换言之，当我们在进行抢救发掘之前，考古工作者心里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我们究竟要抢救什么？对子孙后代又如何作出交代？

　　陈淳认为，考古学家就应该像历史的侦探，在现场搜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以试图复原当时的现场和犯罪过程，然后拿到法庭上去指证。

　　“而现在的情况是110接报后，马上派人去案发现场，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然后用推土机推掉。”陈淳一声叹息。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