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集萃

　　刘志伟在《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

　　王卫平、黄鸿山在《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刊于《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华北大旱灾，是中国历史最为惨酷的灾荒之一。在赈灾过程中，中外各界所表现出的社会动员与参与程度以及救灾方法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江南绅商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灾荒发生较早的山东省，江南绅商组织了大规模的民间义赈，其赈灾经验成为后来晋、豫等省赈灾的先导和榜样。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

　　黄兴涛在《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刊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的“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购买制度对农民经济的影响

　　李晓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府购买制度对农民经济的影响——以唐宋为中心的考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政府购买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换保障国家自身的消费需求，同时也附带了扶助农业、惠及农民等社会经济功能，这个功能应是历代奉行的“重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际执行中，农民确能从政府购买中获得某些助益，如有利于扩大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有利于解决农民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有利于缓解农民的运输负担等。但是由于强制征购的肆虐，不少交易实质上变成了赋税之外的又一层无偿半无偿的剥削，使政府购买对于农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