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泾浜英语的两个解释者

　　19世纪末，那时洋泾浜还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外滩就夹在两条小河中间，一条是北面的苏州河，另一条是南面的洋泾浜，像一座莱茵河上的城堡。

　　一个叫达温特的英国教士，在苏州河畔联合教堂中，为当时大量来到上海的英文读者写《上海指南》。他并不是想象中只有宗教生活的教士，他通晓上海各处的生活，并为上海的暴发十分自豪。他是个中国通，也到底是个英国人，介绍外滩公园时，没有丝毫华人不得入内的尴尬。

　　一个叫杨勋的中国书生，在洋泾浜畔的广方言馆里，写了一百首《别琴英语竹枝词》，送给当时最大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发表。那时，洋泾浜早已成为中外商人交易最重要的交汇之处，两岸有数不清的小货栈，处处能看到大小买办在岸边清点货物。杨勋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学生，我在那些广方言馆和洋泾浜街景的旧照片里细细察看，希望能辨认出这个中国青年的样子。

　　外滩两端的两条河畔，19世纪末的书桌前，各自坐着一个教士和一个书生，他们都在自己的书里留下了洋泾浜英语的记录。

　　达温特教士在自己书的第一页，这样介绍中国的生意英语：对来上海的访客来说，即使一点中文不会，也不影响去上海各处观光。但是，要是他略通洋泾浜英语，会觉得方便得多。在亨特的《广东番鬼》里有很多生意英语来源方面的内容，生意英语发源于广州已没有疑问。最初的外国商人既没有学中文的爱好，也没有中文方面的天赋。中国政府要是发现有谁在教外国人中文，就会砍掉那个中国人的头。处在同样情形之下机敏的中国人便发明了一种用外国词汇和中文词汇组成的语言，它只有词汇，没有句型和语法，“只是用它声调中的单音节将那些来源相异的词汇统一起来。”

　　生意英语是种用法独特的，夹杂了中国方言和别种外国词的英语。访客必须了解，生意英语不是像访客们通常会天真地想象的那样，在每个词后面简单地加上ee便可了事。这种习惯无疑是早期的葡萄牙商人形成的，他们来广州，比英国商人早了100年。因此生意英语里有不少词是葡萄牙语。然而，当英国人出现，英语中的词汇便大量被中国人借用到这种语言中，它也被正式称为生意英语。

　　而杨勋写的别琴英语，则是他赋予生意英语的文雅的中文名字。他是广方言馆最早的英文班学生，也是第一个将生意英语翻译成别琴的中国人。他不满于生意英语的粗鄙简陋，又感慨生意英语中体现出的社会现实，遂写了一百首竹枝词，记录它在洋泾浜上使用的情形。

　　杨勋这样介绍别琴英语：

　　生意原来别有琴（pidgin， business一词的变体），

　　洋场通事尽知音。（通事是洋行翻译的称呼）

　　不需另学英人字，

　　的里（three）温（one）多（two）值万金。

　　在杨勋的竹枝词里，那些洋泾浜英语的注音已经从《红毛番话》的广东方言注音，改为宁波方言的注音。那时，上海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亚洲最繁荣的通商口岸城市。广州36通事独占上海洋行买卖也已经成了过去。上海已经出版了由宁波商人编写的《英话注释》，洋泾浜英语作为中国的混合语，终于在上海成熟。

　　他们两个人，分处在两条外滩的界河边上，对生意英语的描绘也有不同的立场。

　　达温特教士作为一个英国人，不能不指出生意英语的非英语性，但他并不关心它的社会面貌。他是就事论事的。杨勋作为一个中国人，着重展示这种古怪语言包含着的隐衷。他是微言大义的。达温特教士是介绍一种好用又寒酸的语言，它的词、句型和语法。他劝英语国家来上海的访客为了方便，姑且用之。杨勋却借着这种“令人酸鼻”的鄙俚语言记载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一个天翻地覆的地方，和其中各色各样的上海人。

　　陈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