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刺痛的社会神经 (图)

　　母亲抱着孩子的相片悲痛欲绝。《华西都市报》供图

　　核心提示

　　去年12月21日，一篇关于四川都江堰市“奔驰撞倒3岁男童，司机查看后倒车二次碾轧将其碾死”的报道点燃了网民的怒火，人们斥责肇事者丧心病狂，网站发起“撞伤不如撞死”的道德讨论，更有人将矛头指向奔驰车所象征的富人阶层，将讨论升级成为对贫富分化的声讨。正当媒体和公众义愤填膺的时候，成都市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经公安部门的调查，排除二次碾轧的可能，此前的质疑和愤懑一时无所依托，舆论陷入尴尬。一些网民对警方的调查结果仍有疑问，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似乎是：一起车祸缘何会这样触痛社会神经，激发人们的想象？

　　刺痛人心的报道

　　去年12月20日，刘家禄的姑父，在都江堰市国堰宾馆做寿。午饭后，妻子兰泽宣和3岁的儿子刘志兴还留在宾馆，因为还有晚餐，亲戚朋友都在宾馆打牌。

　　据孩子的小姨兰远丽称，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出宾馆大门，侄子刘志兴跟在身后，当她发现街上车辆很多时，就让刘志兴回宾馆。几分钟后，她听见身后的响声，“当我转过身后，看见一辆车开过来，孩子倒下，头轧在车轮下，被带着滚动，我就喊，撞到人了，快停车”。

　　事故发生的地点为国堰宾馆大堂前的车辆通道的下坡处，距离兰远丽所站的宾馆大门约为20多米。宾馆大门处设有保安值班室和岗亭，当日值班的保安王新建和杨荣坐在值班室里，保安李康建站在岗亭里。当兰远丽惊叫时，李康建也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场景。

　　一些媒体记者先后赶到现场，他们均采访了兰远丽和孩子的父母，但没有采访宾馆方。

　　一记者称，他赶到现场时，宾馆保安还在派出所做笔录，所以只采访到一位未目击事故的保安罗某，罗某向他转述了目击事故保安的说法，“如果不是倒车又碾了一下，娃娃根本不得死”。他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下了这句话。

　　一家媒体采用记者直接陈述的方式写道：“奔驰车内当时坐了四个人，两名中年男子从驾驶室和副驾驶位钻出，下车看到孩子被碾后，两人一言未发。数秒钟后，让人发指的一幕出现了：他们居然再度返回车内，沉重的车身逐渐后退。在众人惊叫声中，巨大的车轮再度从新新（化名）的身上碾轧过去，孩子柔嫩的颈椎当即被轧断。”之后的几天，成都媒体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

　　人们愤怒了

　　报道上网后网上骂声一片。有网民义愤地说，直接将肇事司机彭永生“拉出去枪毙”，新浪网推出了“撞伤不如撞死的道德困境”的专题，反思当前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健全。

　　肇事的“奔驰”轿车也引起众多网民的联想，网上的留言逐渐转变成一场对贫富分化的声讨。肇事司机彭永生的身份和他的所在单位重庆博赛集团被网民“挖掘”出来，网民们担心将出现一个不公正的事故认定结果。

　　正在成都媒体追踪报道、寻求真相时，12月23日下午，成都又发生一起被称为“二次碾轧”的交通事故：一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母子，被一辆卡车撞倒卷进车底。

　　有群众搬来几块石头垫在卡车的后轮前，司机倒车，准备拖出母子。谁知，卡车向后倒行又突然向前开动，车轮轧烂了支垫的石块后，从男孩身上碾了过去，男孩当场死亡，母亲再次受伤。

　　“司机不会傻到这种地步，在众目睽睽之下，二次碾轧，将人轧死。所以这起事故更可能是操作失误。”一位记者说。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撞伤不如撞死”的讨论进入一个高潮。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纷纷链接“二次碾轧”的事件：2006年4月4日，浙江台州一辆帕萨特撞倒一名老人后，竟反复五次碾过老人的身体，致其死亡；2006年4月10日，成都一辆桑塔纳撞倒了69岁的邵国安和他7个月大的孙女，司机倒车将仍在路上挣扎的老人活活碾死等等。

　　一位司机网友在评价“奔驰碾死3岁男童”的事件时说：“这个司机丧失人性……也许第一下撞人是事故，第二下碾轧就是从‘人’到‘兽’的过程了。这次媒体集中攻击这个‘兽’完全正确，但也请关注让‘人’变成‘兽’的法律。”

　　因为，人们认为，依据目前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肇事者来说，受害人因伤致残比起死亡需要承担的费用要多得多。

　　大讨论被泼冷水

　　去年12月28日上午，成都市警方就“奔驰碾死3岁男童”事件公布的调查结果，日渐升温的大讨论戛然而止。警方排除了二次碾轧的可能性。成都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时，汽车的右前轮轧在孩子的颈部，孩子的小姨和保安惊呼，司机彭永生下车再上车，倒退1.3米，将孩子从车轮下退了出来。

　　警方称，通过调查所有证人，包括小孩的亲属，都没有说“二次碾轧”；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发现只有车轮倒退的痕迹，“根据当时的情况，退后是不可能造成碾轧的”。“退，是对的。孩子的死亡也不是倒车导致的”，“孩子头部撞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就算不退回来，孩子也可能不行了”。

　　另外，警方通过尸检，发现孩子的头部、肩部、胸部和腹部等处受伤。“这是撞倒后又被挤压造成的，身上没有碾过去的痕迹，更没有重复碾的痕迹。”因此，否定了孩子家属的“孩子身上有两道车轮痕迹”的说法。

　　都江堰市警方出具的孩子死因鉴定书显示：因头、胸、腹部碾轧伤，致颅脑损伤合并胸腹部挤压综合征死亡。

　　“尽管没有二次碾轧，但他（司机彭永生）撞死人了，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所以，12月25日，警方向检察院提起逮捕彭永生的申请。12月27日，检察院批准逮捕。”李兆林说：“但要追究责任，必须尊重事实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追究他的责任。”

　　最后，警方认定，这起事故是交通过失致人死亡，即驾驶员没有按照机动车起步规范进行操作。按照交通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在启动时，应该检查车辆前后的情况。

　　在新闻发布会上，成都警方还通报了司机验血报告和车辆检验报告，血检报告显示，当时，彭永生体内“血中乙醇浓度为19.64mg／100ml”。未达到20mg／100ml的酒后驾车标准，属正常范畴。”而车辆检测结果显示，肇事车辆“整车不合格”，手刹车有问题。但警方称，这些都不是造成车祸的直接原因。

　　质疑并未平息

　　“这起车祸很明显，是个简单的事情，但是经过媒体报道，包括网上的一些说法，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比如‘撞伤不如撞死’的提法很糟糕。之前，虽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不是主流。”12月28日，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成都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兆林如是说。

　　不过，李还是肯定了关于“撞伤不如撞死”讨论的意义，他建议，要完善法律，要“让撞死人的比撞伤人的付出更多的代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媒体的表现仅有“瑕疵”，“很多情况下，记者来不及求证另一方，但记者在写稿时应该提示读者，这只是单方面的信息来源；只要记者记录的是他听到的、看到的，有可靠的信息来源，而不是自己编造的，都可以，但要交代信息来源，国内媒体普遍情况是，往往不交代清楚信息来源。”

　　喻认为，在法庭上，警方的调查结果也只能作为一方证据，与其他证据并没有高下之分，“警方也会有失误，再加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情关系等等，所以媒体并非只能以警方的调查结果作为报道的依据”。

　　12月30日，兰远丽接受记者回访时说，事故现场在警方到达前已经遭到破坏，因为孩子已经被家属送往医院。所以，警方的结论是通过现场勘查做出的；而她所说的就是她所看到的场景，她在警方笔录时，也是同样的说法。

　　孩子的父亲刘家禄也称，他至少在孩子内衣的胸腹部看到一条清晰的车轮印迹。刘家禄已经聘请了律师，至于有什么行动，他还不方便透露。

　　是谁激发的想象

　　据重庆博赛矿业集团称，彭永生是重庆人，现年43岁，驾龄20多年，出事前，是该公司驾驶员，“绝对不是公司领导的什么人”。

　　去年12月24日，博赛在成都举行了媒体约见会。会上，博赛称，彭退车是为了救小孩，“媒体的报道与我们了解的出入较大”。从效果来说，博赛此举成了一个败笔。

　　首先遭到媒体质疑的是，博赛在未见到彭永生本人，和警方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情况下，怎知彭就是倒车救人呢？在四川媒体的追问之下，博赛当即表示，“对于这个事情怎么产生的，我们的解释不准确，也是不恰当的”。

　　在媒体约见会上，博赛提供的材料显示，该集团是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之一，近几年，在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一家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企业”。公司网站显示，该公司年销售收入超50亿元，利税超6亿元。去年9月6日，投资近8000万元收购了四川阿坝铝厂100％产权。肇事的奔驰车正是阿坝铝厂厂长的工作用车，其当天赴国堰宾馆开会。

　　之前，早有网友留言称，博赛是“重庆顶级富豪袁志伦的，其人脉关系通天”，“大凡这种企业的领导的司机都是有很深厚关系的，领导的司机和秘书都是权力很大的人物”。

　　彭永生被网友说成32岁，是“重庆某铝业集团董事长的外甥”，是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同时兼任集团某部经理，其妻是重庆市委组织部某科长，裙带关系相当厉害，一般人根本搬不倒”。

　　而媒体见面会，使博赛及其与四川的关系清晰呈现，似乎与之前的网上传言形成印证。博赛在约见会上的表现，也给人很多猜疑的空间。

　　12月25日上午9点多钟，一位新浪网友在看到博赛举行媒体约见会的新闻后，情绪激动地发表了留言：“杀害幼童的司机反映了当前中国富人的残忍和为富不仁，而开发布会的这些领导……代表了中国最残忍的群体，代表了中国最无知的群体，代表了中国最应该被剔除的群体！”

　　于是，这起车祸，在网上变成“强权势力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欺压和践踏”，演变为一场对贫富分化的声讨。“豪华车撞人事件，实在是发生得太多太多，这些有钱有势的肇事者太嚣张太嚣张！如果幕后的靠山不被连同揪出来，惩罚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一位网友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已出现激烈的阶级对立，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对立。强势集团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弱势群体为了自身利益，抗争的意识逐渐增强。而“奔驰碾死3岁男孩”事件中的“奔驰”和大集团背景，正是使之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的关键性因素。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