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言难尽“伪科学”

　　“伪科学”在中国的泛滥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受到破坏所致。伪科学泛滥的解决之道，套一句成语，就应该是：“恺撒的归恺撒，科学的归科学。”

　　蒋劲松

　　科学是当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要发展科学自然必须要揭露和批判伪科学。然而，究竟什么是“伪科学”，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将反对伪科学写进法律，则是一件更加复杂的事。目前，我们社会中既存在伪科学十分猖獗的现象，同时违背科学精神、不分青红皂白滥扣“伪科学”帽子的现象也不鲜见，二者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要定义“伪科学”，首先就应界定“科学”是什么，然而科学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科学哲学家们研究许多年，也没有能够给科学下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为了回避这一困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曾给伪科学提出一个元定义，“把不是科学的当成科学就是伪科学”。

　　虽然在认识论意义上，人们至今不能给出一个好的标准。然而在现实中，伪科学与科学并非一笔糊涂账。刘华杰教授指出，“这条界线是在社会学层面由科学共同体来决定的，只有科学共同体才有权对科学真伪进行判断。”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争议，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和落实这一原则。

　　首先，“伪科学”的合法鉴定者是科学共同体，并非科学界之外的高官、媒体、哲学家，其根据是科学的实践，而非抽象的哲学原理、常识、流行的见解。因此，诉诸科学之外的各种权威、流行的见解、媒体炒作、粉丝的拥戴，来宣称某种观点或理论是科学的，造成我国现阶段伪科学泛滥。反之，根据上述的理由来宣布某种观点是伪科学的，同样也是科学精神不足的表现，像数理逻辑、基因论、共振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理论，都曾被当作伪科学来批判，历史教训不可忘却。

　　其次，“伪科学”是要用科学共同体共同认定的。个别科学家的推崇不能当作某一理论或观点科学性的证明。反之，个别科学家的个人异议，作为一家之言可以参考，也不可作为判定“伪科学”的依据。由于科学研究是探索性事业，所有的科学家都免不了犯错误，不可将探索过程中错误和失误当作“伪科学”批判，更不可将“伪科学”作为污蔑学术论敌的丑化手段。

　　第三，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决定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它是可错的和可以变化的，是永远开放的。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伪科学”的判定。因此，在科学上，关于某一理论是否科学的不同看法和分歧，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学术的讨论解决。这一讨论应在学术界内部，遵守学术规则，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任何借助外部势力，无论是借助政治的权威，还是借助于群众的鼓噪，都不合适。

　　第四，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群，其判定结果的有效范围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以及外界愿意接受科学共同体决定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反对和抵制伪科学”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不言自明的规则，对社会大众只能作为宣导的口号，并无任何强制的法律效力。一位公民坚持并主张被科学共同体断定为“伪科学”的观点，并没有违反法律。只有在借助“伪科学”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法律才会惩罚侵权人。即使在科学普及过程中，对他人侵权，同样也要受到法律的相应处罚。

　　第五，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不可越界，这是保证其科学性的必要的自我限制。严谨的科学家们一般都非常谨慎。而“伪科学”则常常是科学随意外推、越界使用的结果。国人对科学发展的艰巨性了解不多，往往缺乏耐心，欠缺批判精神，容易听信爆炸性的发展、重大突破、包治百病的灵丹，“伪科学”泛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种越界使用导致“伪科学”另一种表现形式，恰恰是以激进的反“伪科学”面目出现的。它是将科学方法和规则越界到科学之外的地方，我称之为“伪科学精神”。比如，有人夸大科学的作用，提倡科学万能论；有人把科学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有人否认科学的双刃剑效应，认为科学只有正面作用；有人将中医打成伪科学等，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往往以提倡科学精神的面目宣传，而与科学所坚持的理性、审慎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故应称之为“伪科学精神”。

　　第六，既然对“伪科学”的认定是可错的，所以正如从事“伪科学”活动和宣传“伪科学”观点不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一样，批评他人的活动或主张是“伪科学”也不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即使这种批评没有根据，搞错了，也不过是学术活动中正常的失误而已。正像在科学研究中，同样有可能搞错，无意中违反了科学的原则，支持了没有科学根据的理论一样。当然无论从事和宣传“伪科学”，还是批判他人的行为或主张是“伪科学”，都不能违背法律，例如不得作伪证、弄虚作假、诈骗钱财、诽谤、污蔑他人，人身攻击等。

　　综上所述，伪科学的问题不是依靠哲学、法律、群众运动能解决的。归根结底，“伪科学”在中国的泛滥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受到破坏所致。伪科学泛滥的解决之道，套一句成语，就应该是：“恺撒的归恺撒，科学的归科学。”既不要不尊重科学家的权威，将科学的事务交给外行打理；也不要人为地制造“科学越位”，强科学之所难，将科学活动的规则误用于科学之外的事务上。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