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个税申报尴尬呼吁信用责任

　　本报评论员 彭永斌

　　元旦过后，个税申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各地申报情况也先后传来：在北京，包括冯巩、蔡国庆等明星在内的174人进行了个税申报；在重庆，上榜福布斯的富豪尹明善带头申报了个税；而刚刚“率先发达”的广州，大家倒按兵不动，“鲜见前来申报的市民”；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退休教授杨叔子，成为了今年武汉个税申报第一人。整体来说，个税申报显得冷清。

　　当下中国“年收入达12万”的个人，人数并不少，广大的私营业主、垄断行业的员工、歌手演员、球员等，他们都堪称高收入群体。为此一些人预期，个税申报时报税大厅将是何等拥挤，甚至报税代理的商机也将来临。然而从目前的申报情况来看，事实却显得有些尴尬，“富人们”并没有如潮水般涌现，所谓代理商机一时被束之高阁。我们一边感叹老教授等人的自觉，一边也不免想发问：“更多应申报的人在哪里”？

　　但个税申报尚不积极的现实，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的道德谴责上。申报工作一直将持续到三月份，最终成果如何，我们也不宜急切地就此下结论。那些主动申报个税的人们，他们体现出的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却呼吁着我们的信用体系建设。

　　一个成熟完善的信用体系，是整个社会的互信，基于信用各方的彼此认同，基于其中任何一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与公平。因此，在一个信用体系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对个人义务的履行，也具备着高度地自觉性，履行义务就是保障权利。个税改革的价值，其所坚持的“二次资源分配”的原则，即在于寻求一种更合理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纳税人支出与政府公共服务需要均衡，而纳税人之间也因为收入的不同而必须保证缴纳的公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当纳税人感受到对等、公平，他们才可能自觉地进行个税申报，并使个税的征收、使用更有效率。

　　然而，各种偷税、漏税，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一些符合申报条件但欠缺社会责任的富豪，以及偷、漏税后一些人并未受到相应惩罚等，这些时常见诸报端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民众的自觉性，导致了彼此间的不信任，也为其不自觉申报找到了最充实的理由——既然“隐性收入”不好核查，肯定有不少有钱人都不会去申报个税，他们不履行义务我凭什么要履行义务？而一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的不到位，也难免让纳税人产生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之感。

　　公民自觉报税，是税制改革的方向，个税的公平和效率，需要信用系统建设的支撑。诚然，避免对信用的“透支”，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公平，并应该成为进一步完善个税申报制度的基础，但作为信用建设的另一方，在问题不可能一步解决的情况下，公民个体也理应承担起主动维护信用的责任。

　　详见本报今日B/09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