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警察滥权关键在于风险过低

　　本报评论员 单士兵

　　公安部党委明确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规定凡发生包括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等五种情况的，所（队）长要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等。

　　仅仅是由刑讯逼供制造的悲剧，这些年曾一次次地震慑过我们的心灵。佘祥林与聂树斌就是两个令人心碎的标本。如果不是佘祥林“被害”的妻子意外“复活”，他终身将背负着杀人的罪名；而那个早就被“正法”的聂树斌之所以还能让人记起，是因为真凶最终落入了法网的意外供认。

　　显然，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考虑到了这些年发生的诸如刑讯逼供事件多发生于基层，因此寄望于通过明确基层主管部门的领导责任，来控制种种警察滥权现象。但是，在目前看来，这个基层所（队）长问责制可能暂时无法成为根治基层警察滥权的良药。因为警察滥权，绝不仅仅是因为基层主管部门的纵容，其关键在于相关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造成了那些滥权警察被查处的风险过低。

　　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警察滥权现象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那些滥权的警察很多时候非但不会受到查处，反而常常还会因破案有功而掩饰掉破案过程中的不当，动用刑讯逼供这类的手段，对于警察与其基层领导而言，带来的利益往往要大过可能产生的风险。

　　正如法国著名的作家蒙田讲：刑讯逼供不足以揭示案件事实的真相，只能够考察一个人的忍耐力。佘祥林出来之后是这样说的：“他们关了我十天十夜，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你看看我这指头，已经有一节丢在监狱里面了，你看看我这脚趾，到现在还没长齐整……”当一个人被折磨到了如此“生不如死”的境地时，警察所需要的口供自然很容易得到了。

　　其实，所有的警察滥权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归根到底，都是这种行为本身风险过底。以如何防止刑讯逼供为例，这些年法学家们开出的良方其实并不少，比如，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对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以备庭审时采用等等。问题是，这样的建议，根本得不到普遍的推广与实施。

　　与此相应的是，对于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的呼声，仍然无法得到落实。试想，如果不能由侦查机关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实行刑讯逼供，那么，又怎么可能改变基层警察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风呢？这样一来，基层警察滥权行为得到的只能是更多的回报，而不是风险。而相对于基层警察来说，由此带给基层所（队）长的回报可能更大，风险则会更小。这一切，都注定着基层所（队）长问责制根本不可能成为遏制基层警察滥权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