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民生关注：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土壤

　　□王石川

　　1月5日有两条新闻颇具意味。一条是《北京晨报》报道，“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项目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称，国人对就业歧视仍处于“集体无意识”。一条是《东南快报》报道，福建一小学向学生要红包，一名姓刘的老师说，教书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家长这么客气，是想表达感谢之情，我们不接受红包显得不礼貌。

　　仔细打量这两则新闻，浮在表面的一大共同点，是都牵扯到了集体无意识。前者是国人对就业歧视集体无意识，后者是家长给老师送红包集体无意识。乍看之下，仿佛都是集体无意识的错：找不到工作怪不得别人，谁让你们应聘者面对歧视时集体无意识。学生家长更是自讨苦吃，你们心照不宣地给老师送红包，老师自然无法推辞———不接受不礼貌。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正如蔡定剑所指，不仅是私企，甚至政府中也存在严重的歧视情况，国家机关招公务员要求长相端正，说是代表国家形象。有的企业招聘时，根据老板的喜好，要看生肖、星座、血型，仅仅因为一些个人的无知、偏见，把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剥夺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数据显示，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看来，应聘者不是对歧视无意识，相反他们深有体会、备受歧视之苦。

　　说到家长送红包给老师，人们更是心知肚明———如今已经衍化为一种不得不送的潜规则。

　　家长为什么要送红包给老师？表达善意，希望老师对孩子有所垂爱，或者不希望孩子受到老师刁难，别人送了，你不送，小心老师给自家的孩子穿小鞋。具体到福建这家小学，是老师索要红包在先，家长无奈之下才不得不送红包。正如有学生自曝：“学校里开了会，说老师教书很辛苦，年关快到了，学生应该包一个红包给老师，表达一下心意。”如此一来，家长送红包确有难言之隐。

　　集体无意识是如何炼成的？在一种不对等的“较量”中，弱势一方选择“投降”、选择“示弱”，实在是不得已的求生本能。应聘者胆敢和强势的招聘方叫板，后果只有一种，别想到这家单位就业了；学生家长如果坚决不给老师送红包，等待孩子的没准就是吃苦头。

　　其实，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可谓多矣。“血汗工厂”的工人被强行加班，一线工人却不敢向资方抗衡，通常选择逆来顺受的无意识，原因在于你不忍受屈辱，资方马上炒你鱿鱼。公民遭受强权侵犯了，往往选择“屈死不告状”的无意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胜算小。类似的集体无意识涉及方方面面，不胜枚举。

　　没有公正的游戏法则，没有公平的博弈平台，也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博弈力量，弱势一方之所以选择乖乖地就范，不在于弱势一方太不争气、太懦弱、太无能，真相在于强势一方利用强大的实力逼其就范。“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强权之下，谈何平等？赋予弱势一方平等博弈的实力，法律积极、及时介入，打破暗流汹涌的潜规则，这种辛酸的集体无意识才会逐渐消弭。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