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就业歧视需要政府开妙方

　　85.5%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8%，国人对歧视集体无意识。近日，这项被多家媒体引用的调查数据受到广泛关注。由来自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政法大学等24名专家组成了“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1月5日《北京晨报》）

　　劳动是人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必要手段，从而让人体面地活着。回眸2006年，就业难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同时，就业歧视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一则则就业广告深深刺痛了求职者的心。35岁门槛成为企业用工的“铁律”、同工不同酬，地域、性别、长相、身高甚至生理等等设限，花样百出，有的地方政府招聘公务员也若隐若现夹杂着歧视的痕迹，部分企业更是明目张胆。从调查统计可以看出，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8%。调查结果还反映出国人对就业歧视的集体无意识。对此，我们必须找出结症，从而对症下药。

　　就业歧视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而形成，呈现阶段性的特点。改革开放初期，个私企业如雨后春笋崛起，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伴随着企业转制，企业自主权扩大，一些本地企业以语言不通、解决食宿困难为由，为外来民工设限，也是就业歧视的雏形。到九十年代中期，农民工报酬少、无需社会保障的先天优势，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成本，就业歧视呈现低谷。尔后，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成熟，农民工的优势逐渐回落，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过剩、积累，使企业有充足的“理由”挑挑捡捡，企业用人随之苛刻。竞争加速了歧视的抬头，也使就业环境恶化。

　　就业歧视并非孤立，而是由许多问题交织而成，背后隐藏着深层原因。首先，从企业本身看，企业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企业的责任与发展并没有形成正比，部分企业对慈善、救助等社会义务冷淡；照顾残疾人、弱势人群就业，尚未形成风气。然而，就业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是企业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但这种责任，企业似乎领悟不深。就业形势的严峻，怂恿了某些企业唯我独尊，尤其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把用人当作提升企业形象、层次加以掩饰，从而以貌取人、以地取人等等手法人为设限成正当理由。除了一些服务行业，而大部分企业并非需要形象支撑。企业用人是寻求最大的利用价值，使利益最大化，而歧视性条规无助企业自身发展。

　　从反歧视的环境看，首先，劳动法显得线条粗泛，操作上难以约束企业。尽管有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措施，但效果不明显。其次，人们的反歧视意识只是刚刚起步，而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处于弱势，企业掌握着绝对选择权。选择权的不对称，求职者往往采取迁就、忍让，以至出现“跪地求职”等有伤人格的现象发生。尽管被歧视者呼声很高，却唤不醒某些企业的“善意”。至于维权，成本、程序的复杂，使人们更看好妇联、残联等社团组织。尽管有一定的成效，但显然是软约束，是一贴温和的中药调理而已，去不了病根。

　　就业环境是社会一面镜子，人们崇尚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求职者因某些“先天不足”而被拒之于门外，不仅剥夺了人的劳动权，更是心理上受到创伤。一个人到大学毕业，教育成本巨大，一旦遭受就业歧视，必然造成畸形心态，对社会失去信心，容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要治理就业歧视，政府必须开“方子”给企业下“猛药”。政府必须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规范企业用人制度，以立法来加以解决，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其次，畅通投拆渠道，强化维权意识，采取激励机制，对企业违法行为必须处罚，对接纳弱势人群、残疾人的企业适当奖励；其三，各级政府要以身作则，指导督促企业，强化企业责任。小病不医成大病，现在已到了下“猛药”治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