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2006文化焦点评论（一）

　　编者按：2006年，俯拾皆是的争论和辩解。

　　施琅问题、废除中医、思想界炮轰文学界、韩白之争、李银河、易中天、赵丽华、孟母堂、德国汉学家炮轰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于年底的10博士生联署抵制圣诞节，充满争议的人物、繁芜复杂的事件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鼓噪与争议在整个2006年似乎没有停止过。

　　在鼓噪和争议的背后，我们明显感受到了网络大众参与的力量；也就是说，个体的力量已经在网络上用群体的形式来得到展现。

　　而也是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年度人物送给了叫做“网民”的一群人！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将因个体而生成、个体则将因文化而成为焦点。

　　这样，文化的盘点也只是因前行的迫切！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2006文化焦点系列评论，敬请读者垂注。

　　施琅问题：种族、道德、文化的纠缠

　　作者：予沉

　　这次论争以施琅为焦点，把种族、道德、文化等问题都牵扯进来，不同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不同的理论资源、思维模式，通过施琅这块历史棱镜折射出各自的光谱，汇聚成古今中西时空交错、语境变换的复杂论争，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自我认识和反思提供了生动案例。

　　今年三四月间，中央电视台播出历史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起人们对明清易代之际那段历史的关注，也在网络和传统媒介上引发了激烈争论。由施琅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引出的相关问题讨论，成为2006上半年最引人关注的文化热点。

　　该剧播出伊始，即招致一片非议。一些汉族本位论者和华夏道统论者坚持认为，施琅变节降寇、助清灭明，是汉民族之败类、逆贼，即便说有功于国家统一，也断不能改变其叛卖变节、助野蛮以奴役文明的性质。不少人更联系到满清入关以后一路屠城的历史罪行，痛斥施之罪已不只是变节、失德、不义，更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与该剧策划有关的陈明，在几篇访谈中以强烈的现实关切赋予施琅及其作为以新的意义，主张把施、郑两家的私怨与大陆、台湾关系区分开，把施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与满汉冲突区分开，从而明确认为施不是民族败类、汉奸和卖国贼，高度肯定其在当时为着国家统一和版图完整所做的巨大贡献，并希望以此能对当前两岸问题解决之道的探寻有所启示。他不讳言自己是从中国当下现实利益出发看待历史，因为“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

　　陈明的观点遭到了严厉批评。一些论者基于夷夏大防的民族观念而强调汉民族的纯正性，对满清入主持坚决批判态度，完全否定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另有一些论者张扬道德理想主义的伦理原则，从春秋大义、绝对道德价值出发，认为立德高于立功，施虽有功于事，但有亏于德、有负于义，反对从今人视角和实用立场去消解道德价值的绝对性。

　　此外还有一些观点试图超越种族、版图、道德之争，或强调民主宪政优先，或主张文化理念至上，还有的持和平主义观点，反对任何武力统一的主张。

　　随着论争的深入，蒋庆、徐友渔、秋风、高全喜等代表性人物纷纷表态，李泽厚也在海外接受专访，强调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才是根本，伦理价值的绝对性不容动摇，从而否定施琅、否定满清、反对诉诸武力。李泽厚的意见在网络上得到相当多人的认同，又掀起新一轮的论争热潮。

　　被判定为是在为汉奸卖国者翻案、“唯版图论”和“实用主义”的陈明，对自己的主张充满自信，“即用见体”的理论作为其施琅论述的方法和基础得到进一步阐释和深化。在后续的回应中，陈明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道德和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前者授人以柄、危害极大，后者迂腐空谈、无济于事；对于一味强调民主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切中历史和当下的情境与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掩蔽和混淆；至于全然反对武力的论调，如果不是真诚的迂腐，就是别有用心的掩饰。

　　在他看来，将施琅还原于历史真实情境和社会发展脉络中，其所呈现的面貌和释放的意义应该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对其角色、事功作出的臧否也应从更为完整和丰富的评价系统出发，更多考虑到其人的身份、所处情势与可能选择。不仅把施本人的公心、公业与私德、私仇区分开来，还需对古今不同的语境有谨慎甄别和具体对待，不仅要厘清评价标准上的种族归属与政治认同、伦理价值与统一大业的轻重缓急，更要结合着当下情境与紧迫任务，对普适观念话语与国族利益较量的虚实关系有一清醒的认知。

　　这次论争以施琅为焦点，把种族、道德、文化等问题都牵扯进来，不同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不同的理论资源、思维模式，通过施琅这块历史棱镜折射出各自的光谱，汇聚成古今中西时空交错、语境变换的复杂论争，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自我认识和反思提供了生动案例。

　　废除中医：告别还是探寻出路？

　　作者：东民

　　曾经保证过中国广土众民的健康和种族繁衍的中医在一个没有了阴阳五行、立德修身话语立足之地的科学主义、消费文化盛行的世界沦落是难免的，甚至于在科学打假的方舟子那里，在痛恨一些中医在非典灾难中贪天之功的王澄那里，在寄望中医却屡屡遭庸医游医欺骗的患者那里，中医成了魑魅鬼怪。

　　2006年，中医问题突然成了各界争讼的焦点。

　　2006年2月，中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申请项目，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名列其中，中医申遗成立了申遗委员会；3月，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陆广莘到凤凰卫视讲中医的传统与出路；到了10月，网络中传出韩国要把中医作为韩医来申遗，某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发出《关于征集就告别中医中药而致国家发改委公开信签名的公告》；随后，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就韩医申遗答《新快报》记者问通过网络广为人知，凤凰台“一虎一席谈”展开关于中医存废的讨论，使张功耀“告别中医”的言论借助电视家喻户晓。

　　中医，是为免韩国人抢占而当作遗产供起来，是探寻其在现代社会的出路，还是就此告别呢？看起来真是让人挠头，但“为什么韩医想到‘申遗’，中医想到‘申遗’，而没听说西医说什么‘申遗’？”陈明先生这个追问，点出了整个问题的要害：今天的世界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我们的民族现在没有一个主干性的文化系统来应对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面对中医，申遗也好，找出路也好，甚至就此告别也好，都只是自身软弱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问题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经受过中国式一体化教育的人们都知道早在上世纪20年代要“走异路，逃异地”的鲁迅就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这样的话语对于中医形象的破坏力无疑是威力巨大的。不独是鲁迅，那几乎就是他那个时代及其后几十年间的思潮。

　　科玄之争的主将丁文江有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而“骂中医”则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上世纪20年代到建国前，主要围绕取消中医的争论，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

　　建国后，由于西医的薄弱，全民医疗的需要加上毛泽东的某种支持，中医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然而曾经保证过中国广土众民的健康和种族繁衍的中医在一个没有了阴阳五行、立德修身话语立足之地的科学主义、消费文化盛行的世界沦落是难免的，甚至于在科学打假的方舟子那里，在痛恨一些中医在非典灾难中贪天之功的王澄那里，在寄望中医却屡屡遭庸医游医欺骗的患者那里，中医成了魑魅鬼怪。

　　成为遗产，那就是一条死路，因为走在生路上的西医是不申遗的。就此告别，那当然是懦夫和不负责任的举动，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百姓日用中，中医还在“其命唯新”。还是要找出路。

　　民国革命家加儒者章太炎先生认为中医不可废，中医有着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但将中医说成是所谓的“哲学医”是可笑的，以五行阴阳来谈中医却是更加可笑。“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章太炎《中国医药问题序》)。”中医的自立在于努力实现“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

　　就在中西医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章太炎在上海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今天，陈明先生说：“将中医的经验合法性向理论合法性提升，应该说尚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工作。既然经验有效，它必然存在理论的‘科学性’；既然理论存在‘科学性’，那么它必然与同样有效的西医存在可通约性。因为物理世界只有一个。”

　　李银河：在真空中演绎的“自由”

　　作者：石勇

　　她无法确信自己是“战士”。但这明显夸张了，有受“迫害”的妄想的嫌疑，就像她的拥趸通过认为她是在为国人争权利，赋予她一种道德光辉，将对她的观点的批评视为是在打击一种努力而非法化批评一样。

　　2006年，“李银河”这个品牌在中国异常引人注目。关于二奶、卖淫、同性恋、换偶、虐恋（SM）等问题，她发表了一系列高论。这些问题都与“性”这一容易让人亢奋的字眼有关。

　　在她看来，作为自然人和公民，二奶享有性权利，而卖淫应该“非罪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一再重申同性恋不应受歧视；只要基于自愿，在私人场所，成年人之间的换偶和虐恋均是他们的权利。她的名言是：“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这么愚昧，这么野蛮。”

　　不难想像，李银河以其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身份切入法律、道德、社会问题、欲望等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性”领域，就像捅了马蜂窝，想不引起一片惊呼和剧烈的反应都不可能。这并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表达，而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另类”回应。她不乏支持者，但更多尖锐的批评接踵而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李银河自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但批评者主要并不是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男权主义来对其进行批评———尽管从它们的角度最有理由进行反击。很多人驳斥的是她的逻辑，以及将上述引发社会问题的行为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后果———比如冲垮婚姻家庭。这种没有多大“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也不“愚昧”和“野蛮”的批评被李银河视为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力量”。2006年9月3日，她在自己的博客中犹豫不决地写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她无法确信自己是“战士”。但这明显夸张了，有受“迫害”的妄想的嫌疑，就像她的拥趸通过认为她是在为国人争权利，赋予她一种道德光辉，将对她的观点的批评视为是在打击一种努力而非法化批评一样。

　　尽管李银河指出了一些批评者的逻辑错误（这对李银河来说是不公正的），比如主张换偶的夫妻的权利不等于是在提倡换偶，但她的观点的错误也是致命的。她在为玩“性”的少数人辩护时，将道德分为“少数人的道德”和“多数人的道德”，这不过是“多数人道德”对“公共道德”的偷换。

　　在她眼中，“自由”似乎只在真空里演绎，两对换偶的夫妻的行为所体现的道德观似乎与社会绝缘，其后果似乎也不是社会在为之买单。在她看来，只要基于“自愿”（私密、成人），换偶权利即可证成，但按其逻辑推下去会构成反身否定。

　　先圣固然承认食、色，然“性”的发泄已被限制在不冲破道德栅栏的范畴内。而只顾自己痛快，却让社会买单绝非现代人应有的思维。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种存在，李银河是独特的，从而也是可贵的。但独特、可贵与正确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