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商贩为何不看重城管敬礼

　　昨日，贵报发表社论《推进执法文明当百折不回》，对成都城管新施行的执法程序予以肯定。笔者表示同意，但认为，文明执法遭遇尴尬的根本原因，不仅是因为基于历史体验的粗暴执法，更重要的是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关系中的具体内容有待改善。

　　从整个执法过程来看，不论多么文明的执法，都是执法的形式，属于程序正义，而非属于实质正义的执法内容。当程序正义成为习惯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实质正义才是更重要的执法要素。

　　商贩看到城管敬礼时，便迅速“逃离”，并非是对程序正义的敬畏，而是对程序正义得以实现、实质正义未能实现的本能反应。因为他们清楚，不论多么完善的程序正义，都可能无法改变他们的物品被没收的最终结局，即被“罚”而不是“劝”，被“堵”而不是“疏”。如果无法改变实质的非正义，那么对他们来讲，实质正义就要远大于程序正义。因此，文明执法遭遇尴尬的根子，不在于文明执法本身，而在于执法内容改善的滞后。

　　实质正义是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而程序正义是公共政策目标实现的手段。如果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并非是追求实质正义，或者未能达到实质正义，那么这种程序正义的意义就微乎其微。如果在保证城市街道正常秩序的同时，不能充分体恤弱势群体生存和创业的艰辛，少“罚”多“劝”、少“堵”多“疏”，也难免出现不文明的执法行为。

　　有人说，实质正义的实现不是城管执法者本身所能改善的。诚然，这尚待更为缜密的立法设计，但是城管执法者所具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是促进实质正义的重要手段，关键看执法者愿不愿意这样做。

　　长久以来，舆论对城管执法的程序正义予以很大关注，这是因为程序正义是执法的最低要求。但如果不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要么是倒退到之前的粗暴式执法，要么只能遭遇成都城管所面临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