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急切封校为哪般

　　2007年1月5日，上海普陀区教育局人士带人闯进上海普陀区农民工子弟学校——建英学校，宣布该校停止办学，学生全部转到另一所小学。

　　从新闻来看，普陀区教育局是置2000多名学生的教育权于不顾。教育局的存在就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而普陀区教育局的解释“在临近期末采取快速行动，是为了做好过渡衔接，保证下学期的工作开展”，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学生还有十多天就放假了，难道多等十几天让学生考完试再搬家就不利于“保证下学期的工作开展”？种种迹象表明，教育局之所以急不可耐地赶走学校，可能与利益集团的急不可耐分不开。比如，学校被关的第二天，三辆巨大的挖掘机就浩浩荡荡开进校园就是明证。

　　其实这个事件本质上就是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权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秩序的矛盾，这也是教育局能拿上桌面的理由。现在许多城市都规定正规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农民工子女，但这并不等同于农民工子女就能顺利入学。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费用超出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加之许多学校无一例外地要向农民工子女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和“借读费”。这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的根源，它的存在保障了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实现了这些孩子的教育权。

　　如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非要以一个标准的教育准入机制进行规范，结果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客观上造成侵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在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教育部门一方面要大力降低城市学校的门槛，还应给农民工子弟学校一个生存空间，并予以各种支持，而不是为管理而管理，却不看客观上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