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社会治安需要良好社会心理

　　独家视角

　　梁枫

　　近日《法制日报》报道，广东东莞去年年末以来大力加强对社会治安的治理，实行了“禁摩”、开展“地毯式”大清查、建立“大巡警”警务模式等一系列举措，治安状况实现好转，“禁摩”后飞抢案下降近四成，市民“安全感明显增强”。这种成果的取得诚然可喜，也表明了当地政府治乱的决心和力度，但还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尽快向“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治理模式转变，真正实现标本兼治。

　　犯罪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珠三角城市群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基础，在治安防控体系硬件建设方面财力投入的力度在逐渐加大，与此同时，治安防控体系的软件方面也应该同步得到加强，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心理层面的防治工作，社会心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社会心理形态的健全是预防犯罪，彻底改善治安状况，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的内在推动力。

　　首先应强化市民社会责任感。发达城市都比较注重个人隐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保护自我空间的同时，也必将表现为对他人自由的尊重，通俗点说，就是少管闲事。然而，少管闲事再往前一步，很容易成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了，便是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的缺失，亦即某社会研究机构所说的集体不作为。

　　其次要培育市民的规则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比如在交通等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很多城市无论车辆还是行人都没有能够很好地遵章守制，轻则造成道路堵塞，重则发生交通事故。而社会风气对于普通规则的不尊重，一是会造成对法律的轻视，为顺利执法带来阻碍，二是会为违法犯罪者轻易跨越道德门槛提供了借口，反正都是违规，只不过是程度的轻重不同。因此，如果大家都把触犯轻规则当成无伤大雅的小事，最终祸及的将是自己。

　　同时要健全对个人价值的多元评判体系。市场经济时代，财富成为评判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体现和要求，是无可厚非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如果将财富看得过重，甚至是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便会导致对“道”即合法途径的违背，从而引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这样会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威胁与压力。实际上，精神层面所能带给人的满足与愉悦甚至是物质层面所不能比拟的，个人如果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比如在文化等方面有所特长甚至贡献，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最后要给予外来人员以归属感。犯罪心理的产生，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绝大部分外来人口本身并不是为了犯罪而来到城市，比如“砍手党”，据记者调查他们在家中大都是较为本分的人。之所以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融入不进城市的边缘心态而产生逆反心理去犯罪。有些人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有些人是因为刚到城市被骗尽钱财而报复社会，有些人是因为贫富悬殊而怨恨，总之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能够给其归属感，此种原因造成的犯罪必然会大大减少，因为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家园”受到破坏。这里，绍兴已经走在前面且效果明显，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逐步实现了由控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横桥模式”值得借鉴学习。并且，其意义不仅在扭转社会治安状况方面，也必然会调动外来人口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创造出很多的社会财富。

　　有关社会心理形态环境建设，政府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大法制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并加强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与措施的出台完善，从而推动治安状况的稳步好转。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的努力和成绩，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做得更好。